【摘要】文章着重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现状及汉学家的作用，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作用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汉学家;当代文学;域外传播

　　一、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现状及汉学家的作用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的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已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定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到海外，被译介的作家高达230位之多，涉及语种更是达到25种。但数十年来，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166种。

　　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东西方传播的情况不容乐观，其进展极不平衡。有的国家已译出了几乎全部主要的中国文学名著，而有的国家或地区才刚刚开始起步。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中国当代文学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是“一少二低三无名”。“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微弱处境，或许夸张;但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读书界处于四舍五入的微妙界点，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形容。”

　　即便在汉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其进展的步伐也极不平衡。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王晓明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受重视的主要是三拨人：王蒙那一代作家;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从汉学家所作的题目来看，整个80年代时，是前两拨作家最受重视，现在是后两拨作家了，国外汉学家目前注意到了余华这代作家，这和中国当代文坛状况是相联系的，同步的。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美国的葛浩文包括欧洲、日本现在都有人试图努力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从大学教材中拉入市场，效果还不明显，但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在日本远远超过了当代文学，鲁迅在日本的市场一度曾经很大，不只限于大学，在社会上也有，中国当代作家还无人达到这个程度。

　　文学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是一门艺术，翻译者水平低下，自然难体现出原作的水准，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出去”，就必须跨越翻译这道坎。国外汉学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承担者。2009年获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就翻译出版了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30位作家的40余部小说。国外著名的汉学家还有杜博妮、蓝诗玲(JuliaLovel)、白睿文等，他们积极推广中国文学，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中国小说翻译界的繁荣景象”汉学家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译文非常地道、流畅，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汉学家对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改变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固有阅读习惯，重塑中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置疑，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承认海外汉学家对输出中国当代文学所做的特殊贡献，探明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重构中国文化身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总结经验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把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出去。

　　二、存在的问题

　　1.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及传播的汉学家屈指可数，再者汉学家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专注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少而又少。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认为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者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这类译者数量并不多，整个欧美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水平良莠不齐，一般不能自己选择所要翻译的作品。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他们多半掌握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对文学真正感兴趣，自己决定要翻译什么作品。对他们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爱好。第三类翻译家本身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对待原文态度比较随便，时不时地在译作中展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有时与原文出入很大。

　　在北美汉学界，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古典文学的天下，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政治宣传(而事实大部分如此)，缺乏文学价值，甚至连现代文学，也被认为是次于古典文学的领域。因此，权威的汉学家，几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

　　2.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极为漫长，翻译过程少则以年计，多则以数年计，翻译时间过长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莫言在出席大使馆的见面会上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陈安娜在她20多年的译介生涯中也只是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活着》等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作品。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可以说为数极少。这种情况及其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

　　3.市场问题阻碍了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跟王宁教授这样说道，长期以来，他本着热爱中国文学的热情，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莫言的主要小说。直到莫言获奖之前，他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都很有限，他本人在经济上获益颇微。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

　　4.学术论战以及媒体炒作会挫伤汉学家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常为学者引用的观点，比如香港大学的爱德华兹指出“中国文学很少能让国际读者感兴趣”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等。另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2006年末顾彬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之后，被媒体过分地渲染、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唱盛”与“唱衰”、“黄金”与“垃圾”之争，众多的知名学者卷入论争。

　　三、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其实也是中国形象的一个体现，应该予以重视。目前，能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英美出版机构策划发行，并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很少由中国翻译家参与译介和发行。因此，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汉语和中国文化是汉学家必备的法宝，因此要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加强中国文化传播，有意识地培育汉学家。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一个称职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1)必须熟悉原语;(2)必须精通译入语;(3)精通一门语言同具备专业知识并不是一回事;(4)必须具备“移情”本领，即能够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5)必须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马悦然也认为“每一种源语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译入语的世界观迥然不同。”译者必须明白：“翻译一个文本也就是翻译一种文化。”如果这些文化因素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显得陌生，那么译者就有责任将其阐明。

　　2.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方面要加强文学创作，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学者尤其是汉学家的交流与联系。葛浩文1988年来中国，就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一见钟情，两年后译作问世，此后他笔耕不辍地把大量莫氏作品引入了北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界。在欧洲，翻译家陈安娜把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等译成瑞典语，最终使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青睐。

　　3.建立与汉学家友好联系的同时也要注重和国内外出版社或版权机构的合作，这样能保证汉学家相应的经济利益不受损，提高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性。保证较高的翻译质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关键，汉学家在保证作品质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英文版葛浩文的译本在240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德文版译者卡琳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译者之一，翻译严谨细腻。《狼图腾》的译文大多较好再现中国文化，既保持了原作的文学性，又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所以，《狼图腾》英文版一上市，就引起了欧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出版商》杂志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给予报道和评论。截至2011年5月《狼图腾》英文版已销售几十万册，创造了我国当代小说海外销量的佳绩。

　　4.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具体说来，有下面几种可能性：(1)由我们提出应该翻译的作品目录，建议或邀请国外汉学家去翻译;(2)或者先组织国内译者翻译出初稿，请汉学家帮助修改润色;(3)双方共同合作编选文选，或专题研究专辑在国际出版机构或期刊上发表。显然，在这样的合作中，我们双方各有优势：：我们熟悉情况，对现当代汉语的理解比较准确;汉学家则视角独特，对译入语的表达把握比较到位。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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