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人”所具有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意识，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女性形象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形象只有在“五四”运动开始后，女性才真正作为一个“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的文学，在反封建礼教的层面上更能体现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也更能显现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形象

　　1915年9月，一批激进知识者在上海出版的高举“人权”、“科学”大旗，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而且还成为了两年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声。文学革命的兴起，必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反抗。文学革命的阵营对这些封建余孽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反击。经过新旧思潮的大论战，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力的冲破了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樊笼，逐渐深入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精神世界，唤醒了他们挣脱封建专制、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即“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

　　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对题材和主题的演变起着催发作用。在强调广泛表现社会的同时，张扬人性、个性的旗帜是“五四”文学题材与主题革新的总趋势。“五四”新文学观主要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表现主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确立了“改造社会”和“人的解放”的主题，并由此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作果实——“社会问题小说”。

　　“五四”时期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人”所具有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意识。这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一意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封建性。因而，“五四”时期强调“人的觉醒”，尤其是女性的觉醒。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1.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

　　“五四”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她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如许地山《商人妇》中的女性形象——惜官，她的丈夫赌博把家产输光了并且在她去新加坡找到他之后，又将她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惜官并没有“安命”，她进入学校读书，毕业后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来她又去新加坡找她的丈夫，她要知道到底是谁把她卖了?这体现了惜官已经能够摆脱顺从的心理，积极参与广阔的生活，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此外，“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还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她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坚定而大胆的主张和举动无疑是对封建传统的一次真正勇敢的挑战。

　　2.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性爱权利的确认上。如《酒后》的采苕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知识分子。在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她曾经心仪的一个男子——子仪醉倒在她家里。这时丈夫问采苕有什么心意?她说她想亲一亲子仪。虽然最终她没有吻子仪，但这表明了20世纪初的女性，她们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感情需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丈夫面前说出自己想要吻另一个男人，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真正从心灵、外表多方面综合思考女性性爱标准的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呼唤男性的理解，只有在女性真正的摆脱女奴的心灵阴影时次成为可能。它宣扬了女性不能再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思想，充分高扬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受封建“性不洁”观念的影响，“五四”初期的作家，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却不敢确认女性的感性欲望。丁玲是第一个大胆正视女性的感性欲望、把灵与肉的统一确认为女性合理的性爱要求的女作家。

　　3.抒写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

　　“五四”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五四”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谊;二是女性同性恋;三是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

　　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在冰心与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笔下具有迥然相异的内质和表现形态。获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冰心的心灵中没有受过封建男权的伤害，她对女性友情的呼唤不是旧营垒里的反戈一击，而是女性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既没有由于周遭荒芜而产生的苍凉、孤寂，也没有清算历史、批判现实的冷峻、犀利，而具有令人羡慕的单纯、明亮。在小说《最后的安息》、散文《六一姊》中，冰心歌咏超越贫富界限的女性友谊，表现出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在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散文《好梦》、《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中，冰心又赋予女学生之间的友谊以“服务社会、维系国际和平”的理想基础。冰心正面发掘女性美好品格、表现女性之间真挚友情的热忱表明了女性要像男性一样独立于社会的决心。

　　女子之间真挚情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女性同性恋，这是女性弱者同盟发展的极端。这里所谓的“同性恋”指的是女性在精神方面的惺惺相惜。“五四”时代，多数第一批冲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学校中，并没有立即走到一个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会里，由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与婚姻难以两全处境的恐惧，有一部分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庐隐的中篇小说《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散文《玉薇》、凌淑华的短篇小说《说有这么一回事》均以细腻的感情描写宽容的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

　　女性弱者同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受男性侮辱的女子之间的精神同盟。在庐隐的小说《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中，受男子朝三暮四行为侮辱的女性兰田、李秀贞、何仁夫人等，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已经不会再把自己的苦难迁怒于女性同类，而是自觉的与同受伤害的女性同胞结成精神同盟，相互慰藉。尽管这种受害女性间的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根本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五四”文学中觉醒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女性以初步觉醒的青春女性情怀，关注社会人生、体会同性情谊、追求现代爱情。她们的出现是对封建男权传统的激烈否定，是对女性价值的热忱肯定。

　　参考文献：

　　[1]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许志英.五四文学精神[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4]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