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少功的《日夜书》是对以往知青小说的一种反叛书写，它脱离了陈旧意识形态的束缚，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不一样的知青时代画卷，在其中作者用叙述与思考并行的写法对知青及后知青的当下生活进行了崭新的陈述与阐释。

　　关键词：韩少功;日夜书;反叛书写;知青

　　一、对过往知青文学的另一种书写

　　知青人曾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为素材创作出了一个辉煌时代的文学，“从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中期，‘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为发端，对旧时代进行了批判和面向‘现代’的新启蒙;继而，又以‘寻根’的超越姿态，将‘上山下乡’的经历拓展、升华到民族文化的高度”。[1]然而知青文学在80年代的两次文艺思潮中冲破了旧的体制，创造出新生的美学力量之时，“‘原初知青记忆和集体体验’被精英知青经过轮轮的筛选垄断和改写，逐渐与主流意识形态联手，不断排斥、整合与收编民间记忆，最终以全体知青之名完成了对知青生活的回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知青记忆的丰富性以及反抗性或批判性能量也逐渐窄化，知青文学迅速模式化，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急剧衰落。”[2]

　　韩少功是显然是发现了知青文学的这种近乎僵死的状态，《日夜书》是一把掘开知青记忆冻土层的铁锤。作者有意地疏远于知青精英所刻画的主流化，权力化了的知青记忆，想恢复权利遮蔽下的个体记忆和差异性内容。同时，作者带这种新的真实记忆重返现现实。以这种另类的记忆为批判的新支点，这样得以用新的视野关照当下。在这个意义上，《日夜书》作为知青写作是一次反知青写作，包括反抗作者自己曾经创作过的知青小说。[3]

　　二、知青及后知青时代的书写

　　《日夜书》里书写的重点放到了他们结束知青生涯重返城市的生活。文中对过去的知青生涯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作家所流露出的要么浪漫的人生经历，要么“悲剧性或荒诞性的调子，常见压抑性的灰暗，间或夸张的崇高”[4]。此本“书里面所折射出来的情感没有自怜、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青春无悔’，有的是作者对知青时期给这些知青留下的‘知青后遗症’”以及对这些知青回城后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的直视和反思。[5]

　　韩集中笔力刻画了一些知青人，而这些知青在日后的生活中总是呈现出“知青后遗症”的症状。“知青后遗症”究竟是什么?

　　大甲，是一个有着漫长哺乳史的大婴儿。或者说在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灵魂上依然是遵循知青时代孩子时的特征，可以说他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伪成人”。他在美国办画展，在所谓的艺术高雅殿堂里，他给每幅画取名用的是来自吴天保那满嘴的秽语方言。当大甲在艺术圈里混出了名堂时，他到“我”家依然把遥控器当成手机带走。这个“伪成年人”，“可能他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勋业辉煌，也可能一贫如洗，但不管落入何种境地，他却可能挂上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6]大甲同安子一样永远走在永无定准的旅途。

　　安子，生猛的性格有几分像野兽，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定的力量在翻腾。在白马湖做知青时，安子敢于做一切她想做的事，追蛇杀猪，吃烂肉，抹尸。同时，她又是现在所说的文艺女青年，赶鸟的时候唱现代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独享在雨中漫步的“孤独感，忧伤感，悲壮感和超然世外感”。读过几本“洋书”的她(安子代表的女知青)对未来的向往在远方，对生活不堪关心，她的理想是“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抱一只吉他，穿一袭黑色长裙，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7]安子在这样矛盾相互挣扎的心理中，最后逃离了就近的生活，离开了丈夫和女儿，去了远方，却不一定能找到大山那边的爱人。

　　《日夜书》里个性特征最为突出的人物应该当属马涛，他的性格患上的是典型的“知青后遗症”。在知青时代，他以思想的前卫在众多知青心中获得大哥的位置，视其为偶像。如陶小布说，他是那个为“我”“第一个划火柴的人 ，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8]后来马涛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进了监狱，出狱后也始终停留在过去的政治幻觉中。马涛的政治幻觉导致他的人格膨胀，自我英雄化，携带了自私性和狭隘性，他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他连最基本的亲情都做不到付出感情，却大呼“唤醒这个国家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马涛知青时代实际上是天才式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自命不凡致使他不曾对自己的知青和狱中的经历有认真的思考和反思，“知青精英们逐渐走向了他们渴望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反面而知青经验自身所蕴藏的巨大的创造历史的能量和多重可能性却被不知不觉地浪费掉了。”[9]马既涛是这样一个让人觉得既怜又恨的人。

　　郭又军是患有“知青后遗症”的另一群人的代表。他们没有上大学，没有在能够和时代同步的时候选择奋斗，而是选择了进入安逸的国企。郭从白马湖返城后成为一名采购员，乐在其中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下岗是等待的命运。妻子去了远方追求浪漫的梦想，他自己啃冷面馒头换给女儿丰富的营养餐，女儿却没有给予父亲应有的尊敬，直到父亲临死前才换来女儿的醒悟。落寞的家庭生活，以及看似丰富的朋友圈，每年张罗同学聚会，喜欢介绍一些不是高学历便是经历丰富的“朋友”，费力地讲笑话。这一切都不能真正使他的生活丰富起来，反而显得更加窘迫，最后，郭又军在病痛和经济的双重折磨下选择了自杀，悲剧的结局令人唏嘘。

　　知青是“红旗下的蛋”，他们的知青经历是人体的一张表皮，而血管里流淌的才是革命的血。革命催生了知青，知青又将激情导向了革命，在没有革命只有体制的时代，他们以否定的方式真正延续了革命的精神。“知青后遗症”是知青们带着内在的革命力量返城，却遇到比在白马湖的体力痛苦更加叫人难受的现实生活的不适应和心灵的空虚，这样的精神灵魂和现实不能妥协的状态构成了“知青后遗症”。在他们没有等来革命时代想象中那个美好的未来，而换来苍凉的现实结局时，有人选择了漂泊国外，有人纠结于反反复复的话题，这些都是他们逃避的方式――活在记忆里。

　　三、叙述与思考并行的表达

　　《日夜书》是一把撬开瓦解陈旧的意识形态下的知青话语的锤子，它重新打开记忆之门，去复活具体的鲜活记忆，同时又对记忆进行了重构[10]。“为了使记忆摆脱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纠缠，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的碎片化是有效的策略”。[11]碎片化的叙述方式是《日夜书》的一个特征，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线索，更多地具有串珠式的结构形态。

　　《日夜书》的时空结构跳跃性非常有弹性，B人物往往是在A人物的回忆中作为一个次要人物登场，经过转合叙述的重点又落到B人物上。这种叙述又是一下从知青时代跨越到后知青的当下。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中，而是不时地从情节中跳出来，进行睿智的思考和分析。韩少功钟情于故事与思辨散文共存的写法，一方面是对《日夜书》是对《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写法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他认为作者的有意介入能更有利于故事的推进，便于带出新的情节。在这样的写法下，“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死亡’与‘回归’‘器官’与‘身体’以及‘轮回’的观点”[12];让“我”――陶小布思考人生更高一层的东西是什么，“我”只是得出了“人生就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的结论。如此一来作者可以做一个冷静的叙事者，又在故事的回忆中充当了评论家。

　　“他不放任自己和读者沉醉于叙事与阅读的快感中，文本的陌生化给阅读造成了积极的障碍，使读者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能够让思维活跃起来，与作者一同探索文本中潜在的深层次问题。”[13]

　　参考文献：

　　[1][2][11]刘复生：《掘开知青经验的冻土――评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文艺争鸣》2013年8月号第111页。

　　[3][4]韩少功，刘复生：几个50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J]. 南方文坛. 2013(06)

　　[5]张志忠、张柠、刘涛：《中国作家网第七期网上学术论坛――韩少功与〈日夜书〉》，《文艺报・第002版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6][7][8]韩少功：《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9][10]刘复生：重新打开记忆之门――韩少功《日夜书》对知青经验的反省[J]. 创作与评论. 2013(01)

　　[12][13]陈鹭：《日夜书》：“后知青文学”的当下书写[J]. 文艺争鸣.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