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华兹华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补充,对华兹华斯与胡适、沈从文、林徽因、郑敏、蔡其矫以及中国新时期朦胧诗做了一定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

　　关键词:华兹华斯;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学界目前已经有一定探讨。这方面写得比较好的文章有苏文菁《华兹华斯在中国》,葛桂录的《华兹华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00-1949)》、《建国以后华兹华斯在中国的接受》等。这些文章虽然对华兹华斯在中国的接受问题归纳得比较详细,但是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华氏对某些作家的影响探讨得不够深入,有些作家则被忽略了,华兹华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提及更少。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华兹华斯的诗歌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14年,这一年3月出版的《东吴》杂志1卷2期上发表了陆志韦翻译的华氏两首诗《贫儿行》和《苏格兰古墓》。华兹华斯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影响很大。新诗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就引证华兹华斯来说明他的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1919年他在《谈新诗》一文中说:“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1](P295)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被公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革命的理论宣言。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影响关系的。周策纵先生早就指出:“胡适的建议显示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和柯勒律治《文学生涯》的影响。”[2](P378)我们不妨对二者的诗学主张具体比较如下:

　　华兹华斯与胡适都持一种文学的进化观。华兹华斯登上诗坛,是以反对当时流行诗坛的新古典主义诗歌著称的。新古典主义主张摹仿古人,是一种静止的文学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率先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理性、保守的诗风。胡适反对摹仿古人。他断言:“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3][P266]

　　在内容上,华兹华斯与胡适都反对无病呻吟,要求言之有物。华兹华斯批评18世纪末的英国文学是“许多疯狂的小说,许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像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无价值的故事。”[4](P8)胡适说:“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3](P265)

　　二者都强调情感的重要。胡适说:“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3](P265)这一点与华兹华斯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4](P6)如出一撤。

　　在形式上,二者都重视俗语,提倡民间语言。华兹华斯主张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4](P12),“人们”,这里指的是生活在乡下的平民百姓。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他认为只有消灭贵族化的、虚浮雕饰的文言文,推广来自民间的、鲜活有力的白话文,中国新文学才能成为“活的文学”。[3](P268)

　　二者都反对用典和对仗。英国新古典主义者如蒲柏等人常采用用典(体现为诗意辞藻)和对仗(体现为英雄双韵诗体),他们的诗歌,学究气十足,太过雕饰,失去了自然和灵性,常为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者诟病。胡适指出:“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谜于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实物,则为拙矣。”[3](P268)而刻意追求对仗,则束缚了人之自由。

　　华兹华斯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目前学界重视的很不够。没有资料显示沈从文直接受到过华兹华斯的影响,但其实二者存在着深刻的可比性。而可比性的基础就在于现代性视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两大现代性事件。法国大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而且为法国资本主义的登场开辟了道路,是人类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的里程碑;工业革命则推动了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人们加速开发自然、征服自然,资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华兹华斯就历经了这两大现代性事件。

　　与华兹华斯相似,中国作家沈从文也生活在现代性的狂风骤雨之中。沈从文的一生历经了辛亥革命、民族解放战争、国共内战等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现代性事件;而20世纪上半期,在经济上,中国的工业化也在缓慢地进行,悄然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华兹华斯与沈从文提出了很多相似的主张。

　　在政治现代性方面,华兹华斯与沈从文都提倡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在审美现代性方面,他们都批判城市文明,赞美自然与自然人,他们不仅看到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还看到了人们传统美德的失落;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的精神困境,他们共同的拯救方案是返回自然――通过自然抵达生命的神性。

　　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延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风格。他提倡采取富有诗意的口头语言入诗,注意提炼诗歌语言的口语美,他曾经引用并赞同艾青的意见“: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这种对诗歌语言日常化、普通化的追求,无疑会让人想到华兹华斯对于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形式创作革新的巨大贡献。

　　华兹华斯对两位中国女诗人的创作影响颇大,但目前学界提及的也不多。第一位是林徽因。1920年,林徽因曾经留学英国的圣玛丽学院,主攻英国文学,受到华氏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华兹华斯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且,这些好诗都“起源于在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4](P22)这两句话对林徽因影响颇大。林徽因的许多佳作,都是在当前的一片宁静中,通过回忆,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在沉思想象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自然而流畅,浅显但感人。华兹华斯对林徽因诗歌创作的影响还体现为在诗歌内容上对乡村自然的赞美,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以及诗歌意象的精妙等等。

　　另一位深受华兹华斯影响的现代女诗人是九叶派诗人郑敏。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华兹华斯在中国还顶着“消极浪漫主义者”的帽子,在国内的接受不多。郑敏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再评价》一文是较早地为华兹华斯拨乱反正的文章。郑敏非常欣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写诗是在宁静中回忆感情的名言。她认为“宁静给他以超越现实的条件,重忆、再现是在宁静的超越现实的氛围进行的,想象之光使事物的轮廓带有异彩,而宁静使心灵清澄无霭。”[5](P417)“诗人们在诗和语言面前要沉静一下容易喧嚣的自我表现,语言就会向诗人们展开诗的世界。”“诗人的浮躁粗暴都会使得他听不见自己语言的声音。”[5](P304)在诗歌创作上,华氏对郑敏诗歌的影响体现为对自我心灵的剖析,对自然景物的赞美,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等方面。

　　鉴于华兹华斯对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田汉、郁达夫等人的影响,学界目前已经有较多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华兹华斯对中国当代诗人创作的影响,首推诗人蔡其矫。蔡其矫曾说:“胸中燃烧着混合血肉和灵魂的感情,才产生诗。真情是诗的最大支柱。”这与华兹华斯的情感论是很相似的。二人都是著名的山水诗人,都在歌颂自然的伟大,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华兹华斯与中国新时期“朦胧诗”有无关系呢?应该说,二者是颇具可比性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两次人类非理性状态下的狂热的动乱。经历动乱的诗人们,开始了反思与批判。华兹华斯在不断地反省,中国当代诗人也在进行着沉重的思考。他们思索着人类的心灵状况,对人道主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另外,华氏生活的年代,工业化初起;中国的八十年代,工业化进程也在进行,因此,他们的诗歌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大自然的赞美。

　　近年来,中国当代的一些青年诗人也深受华兹华斯的影响,如杨健的诗歌,相信华兹华斯的诗歌在中国的接受会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2]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