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奢与崇奢反映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即原始积累需要发展生产的阶段和生产能力大增需要刺激消费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表明,“新教伦理”与“奢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个弱小的岛国,若没有原始积累阶段的节俭禁欲,便无法如此迅速地积累财富,发展生产,甚至生产出高质量的奢侈品。反过来,若没有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生产出来的商品便没有市场,同样无法继续发展生产。崇奢的实质是让原本属于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奢侈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经济的发展并非带来全民的奢侈,而是普通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简约服饰受追捧与道德典范的树立

　　到18世纪,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念冲突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渐渐减少,转而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活跃起来。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使英国形成了一种与欧洲大陆国家迥异的政治文化。在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中,腐败、阴柔、专制和奢侈都是政治恶德。奢侈服饰不但使英格兰贫穷,更使其丧失了刚毅的男子气概,充满女性的阴柔之气。“奢侈和女人气”是托利党、辉格党和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们互相攻击政敌的有力武器。他们将男子气的简朴与高尚的政治和道德追求等同起来,控告政敌鼓励奢侈和阴柔之风,导致政治腐败。

　　1745年,纳撒尼尔·兰卡斯特对詹姆士二世拥护者如此说道:“有什么比恶德更不利于公共福利?又有什么恶德比得上奢侈?……我们并不以顺从专制的上帝而羞耻,但让我们觉得最卑劣的是受奢侈品的奴役,因为那会使我们变得柔弱而无男子气概……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在进口奢侈品上浪费大量钱财,甚至通过战争获得许多充满阴柔之气的精美物品。但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穿上这些奢侈服饰,也会显得很不协调,因为这与我们的天赋、气候都不适应,只会伤了爱国者的心。”在英国的政治话语中,男子气的简朴与英国式的自由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我克制与爱国主义是分不开的。

　　贵族阶层对简约服饰的热衷,也与他们的经济霸权地位丧失,需要重新树立文化霸权有关。

　　18世纪英国纺织品生产和海外贸易都获得了迅猛发展,富裕的中间阶层很容易购买到时尚服饰。政治领袖已不再是时尚界的领袖,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让精英阶层颇为担忧。因此拒绝物质享受,不穿充满阴柔之气的时尚服饰,被视为真正的绅士与暴发户的显著区别。贵族政体的辩护者将贵族的道德典范作用看得异常重要,认为这是保证贵族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詹姆斯·伯建议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将文化的优越性作为政治统治的依靠力量。“我尊敬的大人们,现在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树立你们的典范形象和影响力。唯有如此,领导地位才不会动摇。让那些乡绅继续呆在乡下,依靠他们的收入过着体面的生活,看他们这种不虔诚和挥霍无度的生活能维持多久。”①在贵族的政治意识里,普遍的富有是国家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普遍的奢侈、衰弱、阴柔和专制。为了国家的福利,政治精英必须改变奢侈浪费的习惯,为整个民族树立道德榜样。

　　拒绝奢侈服饰、充满男子气概、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形象等等,既为贵族阶层的统治增添了合法性与正统性,又为排斥阴柔华丽的王室以及奢侈浪费的暴发户参政提供了依据。不过,到18世纪中后期,中间阶层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参与政治活动。为确立参政的合法性,他们逐渐形成着装上的独立意识。他们借助贵族的“唯具男子气概之人才有资格参政”的理论,抨击贵族天生就是奢侈的儿子。贵族的所谓自我节制都是虚伪的,只有曾经信仰清教的中间阶层,才是保持美德和信仰自由的真正典范。因此,为了促进共和国的公共福利,必须改变政府机构的人员组成,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

　　针对贵族“独立而远离奢侈品的贵族,才能公正地为共和国谋福利”的论点,中间阶层的政治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约瑟夫·托尔斯在对贵族政体的批评中,如此写道:“一方面,那些已经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关心怎样才能爬得更高,力图讨好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他们经常会因沉迷于奢侈服饰而变得虚弱,把爱国主义的诸多原则抛在脑后。另一方面,那些地位稍低的人,对自己的期望不会太高,能维持一种节制而温和的生活习惯。虽然他们拥有的财产不是很多,但他们的内心更加自由和独立,更愿意为国家的公共利益出谋划策。”在中间阶层的政论家看来,贵族政体与全民自治政体同样危险。贵族和平民都容易因奢侈品而腐败,缺乏“良好的自我节制和谦虚的精神”,而这恰恰是捍卫英国式自由的必备品质。因此,中间阶层将贵族和下层民众都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贵族容易被一些不切实际的奢侈品所累,而下层民众整日为生计所累,他们都无法养成良好的习惯。

　　的确,当时议会里充斥着一些品德相当低劣的人。约翰·卡特莱特抱怨道:“懒惰的学生,无用的花花公子,阿谀奉承者,奢侈浪费者时常出入于议会大厅。甚至还有些贵族在选举中造假,不惜花大量金钱雇佣赌徒、乞丐、盗窃者、破产者等亡命之徒,以操控整个选举的局面。”政府由奢侈导致的政治腐败引起群众不满。中间阶层的政论家尖锐地指出,贵族阶层在“光荣革命”后的简朴着装,其实是一种虚伪的、不自然的表现,不符合贵族的天性。只是为他们损害公共福利,侵犯英国人民的自由,蒙上一层面纱而已。唯有受清教思想影响很深的中间阶层,才能真正在着装上进行理性的自我节制,刚毅而勇敢地维护共和国的利益。

　　在18世纪英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中,懂得自我节制,远离奢侈服饰是维护共和国公共福利的重要品质。贵族男子在“光荣革命”之后,即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以增添其统治的正统性。这种典范形象到18世纪中后期,被中间阶层贬为虚伪的,而真正懂得节制,适合参与政治,为共和国谋福利的应该是中间阶层。中间阶层通过远离奢侈服饰,展现“谦虚与节制的男子气概”,以期参与政治活动。在争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中间阶层并未发动一场革命,颠覆整个旧制度,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们仅仅是进行了改革。中间阶层的政治改革家借用贵族的话语,将贵族男子重新定义为“被天生的柔弱气质阉割的、挥霍浪费的无耻之徒”,而之前贵族男子强调自我节制的高尚德行,被中间阶层归为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品德。

　　结语

　　总之,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中,不同阶层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且他们的观念随着时势的移易而发生转变。贵族作为统治阶层,16、17世纪期间需要依靠穿戴奢华的服饰显示其特权地位,同时为了限制社会中下层民众跨越等级界线而着装,颁布了大量抑奢法以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到18世纪初,贵族阶层为了排斥王室和中间阶层,维护贵族寡头政体,将抑奢的范围扩大到自身。他们穿上简朴的服饰,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为其统治增添合法性与正统性。中间阶层是抑奢法的主要限制对象,他们凭借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热衷于购买奢侈服饰以提高社会地位赢得尊重。

　　17、18世纪之交,英国本土生产的奢侈服饰需要寻找市场,部分中间阶层作为工场主的代表大力宣扬崇奢思想。到18世纪中后期,中间阶层为了参与政权,抨击贵族的节俭是虚伪的,转而在服饰上自我节制以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精英。下层民众受奢侈之风影响,会竭力购买一些时尚新装,然而这种行为破坏了等级秩序,招致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抨击。平民一直被认为过于奢侈,其实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他们为赢得周围人更多的尊重,乐意且有能力添置漂亮服饰。他们的消费水平日渐提高,将原本是“奢侈品”的时尚新装变成日常生活必需品。换言之,平民的所谓“奢侈”是相对的,是官方和舆论强加的标签,在服装成本降低的经济大背景下改善着装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