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记事。已然发生在后来的天智天皇以皇太子身份称制期间。显然，该条记事是高句丽向倭通报的战况。时年秋八月，苏定方率领大军渡过浿江，夺取马邑山，进而包围高句丽国都平壤城，然而天寒地冻，久攻不下。高句丽使臣到达日本的十二月，苏定方尚未撤军，其于次年春正月退兵。由此可见，高句丽向倭送出的是即时战报，其用意大概是因为了解倭欲出兵助百济复国的意图，怕倭担心高句丽灭亡在即，从而不敢出兵，故将战况呈报给倭，以此坚定倭国出兵的信心。此时的高句丽极其希望百济复国势力以及背后的倭能够进攻唐军，从而缓解自身压力。

　　第四条记事接前条记事，似乎表明在高句丽一部溃败时，倭驻扎在百济境内的军队，曾予以救援。如此，也可看出此时高句丽与倭的紧密关系。

　　第五条记事。662年的春正月正是苏定方久攻平壤不下被迫撤军的月份，当月高句丽使者到达日本，表明这些使者是在战况最激烈的形势下派出的，当时高句丽已有难以为继感觉，因而急速求救倭国。此条记事还表明，天智天皇此时加大了对百济复国势力的支持，倭军一部已被派往“留城”，此“留城”也即《旧唐书》中的周留城，为百济复国势力中心。

　　第六条记事。倭军白江战败后迅速退出朝鲜半岛，由于担心唐军乘势进攻其本土，加强了军事布防，修建了众多防御性质的城栅。百济平定后不久，刘仁轨被调回国内，刘仁愿为统帅，他此时派使者赴日，应有向倭表明唐王朝灭亡高句丽的决心，以及打消其唐军将进攻日本本土的疑虑。高句丽莫离支盖苏文去世当月，倭即获得消息，这表明此时的高句丽和倭仍具有紧密联系。

　　第七条记事。从《旧唐书》和《三国史记》的记载看，泉男生被逼入唐是在公元666年，《日本书纪》此条记载似有误，关于泉男生入唐这样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唐王朝必然在档案中写清，而依据唐王朝档案写就的《旧唐书》

　　应该不能搞错这个问题。

　　第八条记事。此次高句丽派使赴日的时机在其灭亡前夕，其时，李积率领大军自辽东而出，突破诸道防线，直逼平壤。高句丽的此次派使赴日，应有向倭紧急求援的意味。从以后的结果看，此次出使应是无果而终。当年十一月，李积“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此后，唐王朝在高句丽旧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

　　综上，高句丽与倭因唐丽战争而加强了交往，双方各有所图，就高句丽而言，结好倭是为了实现连横之势，在战略上抗衡唐朝。于倭而言，加强与高句丽互通声息，有助于实现其自身的以朝鲜半岛为基点的“天下秩序”。唐丽战争期间，唐与新罗因打击高句丽而形成联盟，高句丽与百济则因共侵新罗成为盟友，百济则一直与倭有着紧密的联系，倭也一直在背后支持百济攻打新罗，这样事实上形成了丽、济、倭隐性同盟。百济灭亡前后，高句丽与倭有了实质的联盟关系，双方甚至一度协同军事，共谋百济复国事宜。在经历了白江之战的失败后，倭军退出朝鲜半岛，力保本土不失。高句丽此后虽进一步向倭示好，但倭已无力、无心对抗唐朝，失去了百济、倭凭依的高句丽，此后又因统治集团内讧，最终被唐王朝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