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被思考，意即，从不同于生产文本时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环境中的那些角度的角度被思考。"[1]
的确，当我们探讨和分析文学文本时，应当从更复杂、更深入的维度去思考它产生时的诸多因素，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创作主体的审美认知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形态、特质和构成。那么，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生成资源，同样需要研究者从不同层面给予综合考察，不仅探源客观背景，而且也要审视主体审美。在当时国内外的文学文化生态环境中，近现代先锋思想者的文学改良观念、西方大量文学艺术的传播等诸多外在的客观因素，包括创作主体的文学观、文体意识、生活认识、理想想象等在内的主观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作家创作的艺术思考和艺术创造。
一、近代时空场域中的观念倡导和创作实践
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一个艰难蜕变的过程，其间历经近代社会的复杂转型。在近代社会，尤其是清末民初，小说文体观念得到了极力倡导和宣传，小说文体发展迅速。从当时众多以"小说"为关键词命名的专门期刊的不断出现，可以管窥出小说文体的被认可和被重视程度。从1902年到1917年之间，仅在上海创刊的专门期刊就有近四十种，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林》《竞立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小说画报》《小说季报》等，而全国各地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更是不计其数。此时期，小说的分类也更为具体，丰富多样，如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第1期就有了历史、政治、科学、哲理、冒险、侦探、传奇、侠情等小说的分类。
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发展速度之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阿英曾在《晚清文艺报刊略述》中对刊登小说的刊物进行了统计，他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成册的小说(包括译着)至少在一千种以上，可见小说这种文体已经成为作家们的宠儿，在这个时代，小说的繁盛景象被誉为处于"最繁荣的时代"[2].鉴于当时小说发展的盛况和速度及文学文化的进步，有人甚至对未来的文学和文化做出了世纪展望，如荷兰博学士某君在《梦游二十一世纪》中说："观今日文化进步之速""文学日进而文化日盛，世界万物皆力求改良莫之能阻"[3].可以想象当时的进步人士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趁"文学日进""文化日盛"的大好时机，一些思想文化先进者也高高地举起了文学改良的大旗。"我国的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开始于1902-1903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4]
20世纪初，一些进步的文人志士在为文学观念的变化而积极努力着，同时也在文体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现代性的建议。如梁启超、王国维、黄遵宪等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尤其是梁启超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希望借助文学形式的改变来使民众思想得到启蒙，起到开化民智，加强政治，强大民族的作用。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段醒人耳目的话语："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5]
在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人心、人格等方面都进行了高声疾呼。虽然对小说的功能和作用有夸大之嫌疑，甚至观点也有些片面和偏执，但他的这段富有激情的排山倒海式的话语表述，也使小说这种文体在当时还不被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可的情况下，大大强化了这种文体的作用，增强了人们的小说观念。
正如梁启超所言："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6]
的确，小说在晚清时期真的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创作实绩日渐凸显。尽管小说文体在近代化进程中，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尤其在数量上，但毕竟其实践还有待时间的延展和检验。无论内容还是艺术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甚至更多的还是沿用以往对小说内涵的认知，内容上虽然有所丰富，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政治、社会、武侠、言情等方面，如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狭邪小说、礼拜六小说等。小说内容涉及人生、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还很少;艺术上虽然也有了对西方小说方法的借鉴，但还很有限，大多还是运用传统的描述方式，反映当时的现实社会政治等。
尽管小说文体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然而，梁启超等思想进步人士对小说文体的提倡，增加和强化了人们对小说文体的了解和认识，也激励了一些作家积极从事小说文体的创作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发展，也提升了小说文体在文坛的地位。此外，对西方小说的译介在当时也帮助人们和作家对小说文体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客观上促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近代文学广告的出现，小说稿费制度的确立，作家着作权益的合法保障，小说专刊的出现，等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发展。如丝绸商人美查正创办的《申报》，开始刊登文学广告，并建立了正式的稿费制度，把小说作为最早确立稿费制度的文体形式。陈平原先生认为，在清末民初报纸上的各种文体中，只有小说文体有稿酬，"到了二十世纪初，上海各种大报小报，都把争夺广告作为报纸生存和发展的首要任务。腾出那么宝贵的版面登小说，不但不收广告费，还得支付作者稿费，这主要并非版权意识起作用，而是小说受欢迎，刊载小说可以扩大报纸的销售量，而销售量大正是吸引更多广告的主要手段。'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不索稿酬并非为艺术而艺术，对金钱不感兴趣;而是想索稿酬也索不到"[7].
可见，小说文体在当时是何等地被报纸青睐，甚至影响着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说明小说文体在当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已经远远地把诗文抛在其后，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地位。
学界公认的中国首部专刊小说的期刊《海上奇书》由韩邦庆创刊于1892年。随后，傅兰雅又发起"时新小说"竞赛，明确指出"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8],鼓励作者积极创作小说。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发起创办《新小说》杂志，对小说文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发起了对"小说救国"功能的宣传。梁启超以此为话题在近代文学中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小说"运动，"亲自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文，从理论到创作到媒体，为'新小说'提供了模板，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形态，将小说作为政治宣传、教育国民的工具，列为'文学之最上乘'".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确实"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小说的解体"[9].据统计，仅在1898年到1911年之间，就出版了1145种小说[10].由此可见小说文体的繁荣程度。但究其原因，也并非仅仅因为对小说观念的倡导和鼓吹，"小说之所以在晚清能够流传甚广，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商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通俗文体，是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心理而撰写的"[11].
纵观近代创作和译介的小说，它们大多还是起"载道"和"消遣"的社会作用。随着改良主义者的失败，小说逐渐沦为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对象。其实，在艺术本体上并没有确立"新小说"的真正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梁启超等人的小说文体的观念倡导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客观上推进了小说创作实践的步伐。总之，近代小说的繁荣发展是不容置疑的。
近代时空场域中的小说文体观念倡导和小说创作实践，为现代小说文体形成和地位确立做了充分的资源准备，为现代小说水平的提升奠定了扎实的素养积淀。
二、"原创性"文化理念的先锋启迪和主体认知
先锋的文化理念有时会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直接刺激、启迪和引导。正如刘恪阐释先锋理念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时所说的："先锋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伴随物，按常理历史上任何文化分期中都会有先锋存在，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先锋便站在时代事物的前沿并起着革命性作用。""先锋一般以背反的方式在形式领域创新。"[12]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的"革命性"是对过去的一种颠覆和创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原创性"文化创造理念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产生的重要资源之一。
陈独秀对当时中国文化的现状深有担忧，曾大胆提出中国的进步依靠的是"原创性"文化，要具有创造精神。无论新旧文化，都应该秉着"不满足"的创造精神去对待。他在阐释"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时说："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13]
创造文化的提出在当时确实鼓舞和激励了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很快得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回应和深思。胡适非常推崇西方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的目的是突显人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与创造作用，这与陈独秀提倡的创造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创作实践者鲁迅先生对陈独秀提出的创造文化有自己的思考，他认识到创造"原创性"文化的过程也是自我个性表现的过程，此过程体现出了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了创造，就有创新的可能性。创造是首先要想出和做出前所未有的事物，创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没有出现过的;而创新是创造新的，是在原有旧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显现出新意或新象，原有的东西还有存在的必要，潜在的质可能存在于创新的事物中。现代文化的创造仍然要受当时文化思想资源的种种限制，"盘旋变化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和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太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14].
的确，中国现有的文化"鸟笼"如同根深蒂固的存在已久的文化场域。现代文化要创新，很难真正地彻底摒弃传统文化，毕竟，现代作家们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都是传统文化，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因子可以说在每个现代中国人身上都潜隐存在着。相对来说，创新比创造更难，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的创造文化，很显然，是不满中国的现有文化也即传统文化。因此，他认为全盘否定后更有利于创造。在文学革命过程中，他的这种文化观念也得到极大的张扬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