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01-29

  摘 要:时空观念是乌托邦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体现了人类试图在时间上逃逸“当今”(或追忆往昔,或期望未来),在空间上避离“当地”的意图。本文以为,这种时空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绝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类的认知常识。

  关键词:西方文学 乌托邦 时空观

  一、古希腊源头

  乌托邦这一词汇虽然在16世纪才出现,但其类似的文学记载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上千年,因为它是出于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属于一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在古希腊时期,代表性的乌托邦文学时空观念主要体现在荷马史诗、《工作与时日》、《理想国》等作品中。

  荷马史诗记载了古希腊文学关于乌托邦的最早描述。该史诗从民间流传(公元前12世纪)到文字成稿(公元前6世纪)经历了六百多年,集中反映了古希腊的社会面貌和文化观念。史诗关于乌托邦的吟咏主要体现在“厄鲁西亚”(Elysium,即福地)上。在《奥德赛》中,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在返回家乡的途中遇到困境,海神安慰他,并预言:“长生者将把你送往厄鲁西亚平原,/位于大地的极限,金发的拉达门苏斯(作为冥界判官的宙斯之子,笔者注)居住那边,/凡人的生活啊,在那里最为安闲,/既无飞雪,也没有寒冬和雨水,/只有不断的徐风,……悦爽人的情怀”。 史诗中描述的这一福地也可以称作极乐世界,它处在大地的尽头,仅仅依靠凡人的力量是无法企及的,必须借助神的帮助方能到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古希腊,人们把死后的世界视为幽灵之所,统治者是冥王哈得斯;而厄鲁西亚则是生灵所在之地,只有那些受神垂青,并被赐给永生的英雄,才能居住在此。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创作了《理想国》,这是西方古代最有影响的乌托邦作品,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乌托邦文学的想象力结构。该书以对话体的形式,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论述理想国家的基本特征:井然有序、等级森严,哲学家是政权的主导者,等等。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柏拉图还曾亲自两次渡海到西西里岛去试图寻找并培养《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哲学王”,但均以失败告终。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种理想的社会虽然存在于理念之中,却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因为现实只不过是理念的粗糙模仿而已。从哲学层面来看,柏拉图的观点属于现象与本质静态二分的逻辑结构,理想国既然是永恒理念的反映,其涉及的主要便是抽象的空间范畴,和时间维度并无太多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古希腊文学中,乌托邦的时空观念多集中在空间范畴,对时间维度的关注并不多,即便有所涉及,也都是将时间设定在过去,认为乌托邦的社会形态是静止不动的,甚至持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笔者以为,这种时空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古希腊人有着强烈的现世意识,且航海经验丰富,注重在此岸世界中寻找理想的社会。至于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乌托邦在未来”的观念,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原创,而是受古希伯来文学的影响。

  二、古希伯来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除了植根于古希腊的传统之外,还受到了古希伯来文化(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很大影响。乌托邦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其时空观念在原有的古希腊此岸理想世界的基础之上,融合了犹太-基督教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尤为重要的是,后者还提供了线性演进的时间观念,即将乌托邦设置在进步论的未来时刻,而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便是圣经文学。

  圣经文学主要由《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构成。《旧约》最早的书卷创作于公元前14世纪,《新约》则完成于公元1世纪,前后历经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编纂过程中,圣经文学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人类昔日乐园和未来乌托邦的话语模式。如果细究的话,未来的乌托邦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先知书中盼望重建的以色列国,福音书中耶稣许诺的天国,以及末世论者预言的新天新地。而这些乌托邦形态都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整个西方社会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圣经文学所记载的最早乌托邦是关于昔日乐园的,即《创世记》里的伊甸园。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释,上帝在东方设立的伊甸园,对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而言,是完美无暇的。在希伯来语中,伊甸一词表达的就是喜悦或极乐之意。圣经被七十士翻译成希腊文之后,伊甸园则被称作“帕拉底斯”(Paradeisos),该词也有着花园和乐土的意思。后来,夏娃和亚当由于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驱逐,伊甸园尽管还存留在世间,但人类却永远不能进入了。不难看出,作为乌托邦的伊甸园在时间上是属于过去的,在空间上则是位于遥远东方的。这种时空设定和上文所述赫西俄德的幸福岛,以及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岛相同,这反映出古希腊人和古希伯来人关于乌托邦的时空观念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乌托邦当然不能等同于宗教精神,但如果没有宗教传统的支持,乌托邦对大众的影响力就可能小很多。基于圣经所体现的历史观点,时间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未来就等同于希望。上帝创世意味着时间的起点,同时也搭建了供人类表演的舞台,人类在此不断上演堕落和救赎的故事,直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刻。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倾向于否定世俗社会,明显不同于古希腊人的留恋态度。此外,在时间维度上,古希腊人向往的乌托邦多是属于过去的,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但当两希文化合流之后,深受希伯来文化影响的罗马人更乐于接受线性前进的时间观念,这可以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看出。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就出现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两个国度,地上之城从亚当的儿子该隐开始,是被放逐的凡人聚居之所,在黑暗与邪恶的主导之下,充满着不平等和奴役。而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上帝之城降临人间,凡人只有靠着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才能进入上帝之城,否则将跌入罪恶的深渊。这和圣经中末世论者的新天新地观念非常相似。在奥古斯丁看来,整个世界历史充满着善与恶的斗争,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它打破了古希腊人持有的循环、倒退的时间观念,将历史理解为进步的,并且具有目的性,这为乌托邦文学在时间上的未来转向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文学中的乌托邦在涉及到时间维度时,基本都是设定在未来的时刻,并作为当今社会批判性的他者而出现。

  三、近代以来的演变轨迹

  近代以来,西方乌托邦文学形成了一条几乎没有间断的发展脉络,并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第二次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迅猛扩张的时代,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背景。

  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经典乌托邦三部曲”,分别是英国作家莫尔的《乌托邦》(1516)、德国作家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作为一种叙事文体的乌托邦小说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18世纪的启蒙作家对类似乌托邦的“理性王国”也有描绘。法国的狄德罗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描写了“穴居人”,这是一个人人平等分享国家财富的宗法制社会;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记载有“大人国”,这属于贤君执政、百姓乐业的法治国家;法国文豪伏尔泰在《老实人》(1759)中则构想了一处兼备民主和理性的“黄金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此时的乌托邦却并不重视科技的力量,描写的社会面貌也多是静态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19世纪是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仅仅在最后的二十年里,西方就出现了近百部乌托邦小说,代表作有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1888),英国作家莫理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等。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虽然得到了空前发展,却也是人类被全面异化的时代。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践踏人性的极权国家等糟糕现实,让乌托邦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这便促成了敌托邦(Dystopia,即反乌托邦)文学的广泛流传。

  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乌托邦文学的佳作很少,对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弱,这反映了一个时代问题,即乌托邦精神的丧失:“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 在敌托邦文学的警示下,现代人更趋务实,已经不愿去构想一种超现实的完美社会,而是立足当下,精确计算、理性筹划可以把握的短期未来。不过,这也引发了另外一个困境,如果一切都像科学一样理性、可预测,就会抹杀天才的创造性和美丽的情感体验,而这很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奴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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