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之集大成者罗兰?巴尔特到了晚年不仅对语言而且对语言学深感失望，于是提出了“语言法西斯”这一看来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关于罗兰?巴尔特提出的这一说法，我们想举出这么一个事例予以说明：新洪堡特学派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B?L?Wohrf）在说明语言的威力时常常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当人们看见汽油桶上贴的“汽油桶”这样的标签时，往往比较警惕，但是看见“空汽油桶”的标签时却往往比较大意，随便在旁边抽烟、扔烟头。他指出，殊不知空汽油桶中含有易爆的蒸气，比装满汽油的汽油桶更容易爆炸，而人们对此似乎全然不察。沃尔夫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语言的暴虐、语言的威力，也就是语言的法西斯。他认为语言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罗兰?巴尔特提出这一看法的根据是他所认为的：语言学一面趋向形式一极，一面又无节制地扩展其自身以致越来越远离其初衷，这就导致语言的“分裂”和“解体”。罗兰?巴尔特认为“语言学正在解体。……我把语言学的这种解体过程称作符号学”。也就是说，单纯语言学方法已无法满足文本符号学的需求，而应当打碎语言学整体模式，使超语言学的东西（如历史、心理或社会等）渗透进去。与语言学的符号学主要研究语言结构不同，罗兰?巴尔特所设想的超语言学的符号学主要考察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这种新型符号学将接收被语言学不正当地排除掉的“不纯”部分，把语言学弃而不顾的东西收归己有，这包括那些语言中的所谓欲望、恐惧、表情、威吓、温情、抗议、借口、侵犯等[2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名扬西方的前苏联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Yury Lotman)认为艺术文本不同于作为初始模型系统的语言，是超语言的模型系统。他指出，艺术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多层次结构，这个结构内部各层次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从语词选择产生的强化效果、高度有机的结构组织、多重复杂的语言符码等。 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对“重构原始语言”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以致说出了这样的话：“语言学中，凡是非历史的都是非科学的。”[23]

　　我国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作家应该顾眄流变过程中的语言的起始状态。陈家琪在与他人合著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对自己传统的批判反思，特别是对语言在起始状态（earliness）中所内藏意蕴(implications)的召唤与守护，也有助于我们中国哲学下狠心摆脱西方近代认识论模式和科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影响。”[24]

　　总而言之，作家在创作中运用超语言就是要运用被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中弃而不用的那些语言的边角碎料，而这些语言的边角碎料之所以被作家在创作中看中，正是因为它们本身所粘附、所包含的具象性、情感性以及那种与语言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生命与创造力。这种情形真有点类似于某些手工艺品制作者，正是他们将人们丢弃不用的零碎的布头、塑料纸、易拉罐等边角碎料收集起来，经过艺术加工和艺术处理而制成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工艺品，从而赢得人们的喜爱和赞誉，且经济收益也相当不错。

　　注释：

　　[3][5]罗宾?洛克夫：《语言的战争》，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4页。

　　[4]王安忆：《岛上的顾城》，《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6]卡西尔：《符号 神话 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12][13]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33页。

　　[16]见曲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6期。

　　[20]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页，第131页。

　　[21]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23]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5]见鲁枢元《超越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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