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实践的具体方式来看，吴义勤文学批评的深度叩问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本的深度解读来实现的。实际上，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已经成为吴义勤文学批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吴义勤的文学批评中，最为值得重视的就是他对文本的重视。”在新潮小说的批评中，吴义勤对苏童、陈染、斯妤、徐坤、鲁羊、韩东等作家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在新生代小说的批评中他又完成了对毕飞宇、李洱、艾伟、荆歌、戴来、刁斗、郭文斌、张学东、刘玉栋、朱文颖、李浩、卖家、晓苏、谢宏等作家小说的细读，从而使他的文学批评深深植根于文本的解读之中。近年来，吴义勤对短篇小说的解读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范小青、蒋一谈、晓苏、杨帆等作家短篇小说的阐析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对范小青的短篇《接头地点》的解读，对小说表达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变化的深层主题的阐释可谓入木三分，让人回味无穷。在对文本的深度解读之后，吴义勤把批评的目光投向了对短篇文体的深度思考“：也许，短篇小说的力量，绝不在于给读者提供一种关于世界的终极想象图景，或是对现实问题的某种思想性定义，它甚至还会有意保留对穿云裂石的意识形态力量的警惕，对宏大叙事式豪言壮语的怀疑。相比较而言，短篇小说更擅长一种闪电般的切入、不着痕迹的撕扯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白式美学想象正如范小青笔下那一次鬼影幢幢的‘接头’。”吴义勤从批评实践的角度为当下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深度批评的可能与范式，因此其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深度的批评向度中，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始终对偏执和狭隘保持了一种警惕，从而为自己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发展空间。

　　二、维度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因为深度叩问的向度追求而成为生涩、僵化的理论判断，相反，吴义勤在深度的探析中始终保持了对批评对象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一种对艺术可能性的追寻成为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吴义勤的批评实践中，始终以充沛的激情追问着文学的‘可能性’。探索‘可能性’，是对静止的、封闭的、保守的文学观念的反动，他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开放的、包容的、赋予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进程。”吴义勤对“可能性”的追寻来源于他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并通过反思这一实践过程展现出来。一方面，吴义勤总是不懈地在文学现场中探寻蕴含的文学可能性，并以对这种可能性的反思为起点来把握一个思潮、一个时期文学的基本风貌。譬如，他在考察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时指出：“我觉得，在他们纯粹个人化的小说态度和卓尔不群的文本方式中正蕴含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确认和阐释将是我们审视和把握这个新生代作家群体并进而描述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面貌的一个必然的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吴义勤的文学批评总是能够把批评的对象置放于艺术发展的多元前提下进行反思，并努力发掘和揭示其新的审美元素。另一方面，吴义勤也注重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去辨析和指认文学发展中呈现的可能性，并反思这种可能性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比如，他认为1980年代先锋作家走向90年代的转型是一种新的艺术可能性的生成过程“：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转型’与裂变，是先锋小说‘再出发’和自我反思的宣言。因此，它不是撤退或倒退，不是绝望与堕落，更不是死亡与‘总结’，而是先锋文学新的审美可能性的自觉发现与公开命名。……这种转型也不过体现的是先锋小说的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它并不是九十年代先锋小说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自我调适是多维度的，既有苏童、余华等作家对先锋小说‘形式主义’策略的主动偏离，也有着对先锋形式一如既往的坚持与探索。他们之间本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各自代表了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两种不同可能性而已，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赋予先锋写作以新的意义，并为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他们的存在都将被历史证明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这种可能性追寻的批评维度中，吴义勤对整个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寻求对其价值评估的多种可能性“：长期以来，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同步’‘、共谋’状态，评价者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这就难免产生激情遮蔽理性、主观淹没客观的弊病；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其实是一种‘速成’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与西方几百年文学成果‘杂交’的产物，不仅新时期文学本身需要沉淀，而且对新时期文学的阅读和评价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距离和更广阔的参照视野。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和评价需要一个‘再认识’与‘再评价’的反思过程，而这个反思‘过程’的基础和保证就是‘三十年’的时间以及批评主体‘世界性’文学视野的确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多维的视角中探寻新时期文学新的审美可能性的存在，在多元的背景中呈现新时期文学的“真相”，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艺术经验和文学史意义，已经成为吴义勤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和价值取向。同时，在我看来对“可能性”的追寻也是吴义勤文学批评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批评态度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是值得关注的。长期以来，对于正处在“进行时”的新时期文学，不少研究者往往持一种较为简单的判定，这种判定要么建立在印象式的总体评估之上，要么基于与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学等粗线条的、扫描式的比较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对单一、非此即彼的区分。而吴义勤却以对“可能性”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基本批评态度，那就是把新时期文学理解为多元的和发展的，在开放的视阈中试图从多个角度探寻新时期文学新的审美因素生成的可能性，以走进文学现场的方式尽可能地贴近文学发展的场域，用几近陈述的批评话语方式努力还原文学发展的真相，正如他在对新潮小说批评时所说：“我真实的意图只是通过对一个文化现实的陈述，让我们从文学的乌托邦幻想中走出来，正视文化转型期文学的实际境况。”近年来，吴义勤所进行的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探讨以及围绕该问题进行的系列批评，也是这种批评态度的重要体现。面对既已存在和不断生成的、极为丰富的新时期文学作品，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力图在多元背景下探讨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以“经典化”的方式消除经典视野中的盲区，以对文学敬畏的心态来审视新时期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场域中关注经典生成的同步性，思考新时期文学“经典化”之于当代人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吴义勤绝不是要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概念，也不是以“经典”的名义去抬高新时期文学，而是对新时期文学可能性探讨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以反思经典的方式去考量新时期文学发育、生成和积淀的思想经验、审美经验与艺术经验。而这一点，却时常遭到一些学者的误读。退一万步说，即使新时期文学真的不存在“经典”，那么也并不妨碍我们从“经典化”的角度去检视和考量它。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需要从“经典”的相关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探讨，又是一个具体的批评实践问题，需要广泛、细致的作品阐析，并通过阐析使作品带着“经典”概念的可能信息更多地走进读者接受的视野；既要有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把新时期文学置放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加以观照，又要有微观的“文本”视野，即根据文本说话。显然，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在这些方面的探讨与实践都是引人注目的,这无疑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和以此为基点开展的新时期文学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吴义勤文学批评所保持的对“可能性”追寻的批评维度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的批评态度，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限度

　　无论是深度叩问的批评向度，还是“可能性”追寻的批评维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吴义勤的文学批评重在文学的审美批评，警惕“文学性”之外的言说，正如韦勒克和沃伦认为的那样“：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当然，吴义勤也并不排斥以历史批评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他的文学批评只是努力以自己的纯洁性保持着批评对象、批评内容的“文学性”边界，始终抵抗着消费文化背景下各种“非文学”因素的渗透。吴义勤以作品解读为基点，“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对批评对象的解读中去，并最终透过单个的文本剖析建立起了一整套前沿的理论体系”，通过对作品的阐析，剖析其创新可能，把握其审美价值，总结其艺术经验，考量其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的意义，从而使得其文学批评始终保持在“文学性”的限度以内。在这种批评的限度内，吴义勤的文学批评拒绝一种空泛的和装腔作势的批评话语方式，正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要有认真、务实的态度，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深厚的理论准备，要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而不是信口开河地进行空洞的说教或理论的贩卖。在这方面，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同样深刻。”那种“空洞的说教或理论的贩卖”的批评往往以严肃的面孔或理论的玄奥掩饰批评主体对文学“真相”的疏浅考察，远离了鲜活的文学生态，实际上并没有抵达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性”场域，即使一时能溅起某种话语的喧哗，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泡沫。吴义勤文学批评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在它是一种“分内”的批评实践。批评家弗莱在其名著《批评的解剖》中指出“：如果批评家们都能做属于他们分内的事，那么他们劳动的社会的和实践的成果就会呈现出来，而且日益变得明显。”弗莱的言下之意表明，批评家并不是都做“分内的事”，而正是一些批评家“分外”之举，导致了其批评价值遭到了社会的质疑。看来，做分内的批评一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我看来批评家不做“分内”的批评已经成为制约当下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批评主体的增加，批评文章的增多，文学批评的现状似乎并没有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其实，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某些欲望、利益的驱使，不少批评者往往借文学批评之名寻求文学批评之外的意义，正如童庆炳指出“：现在有一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宣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种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质和价值，而是围绕作品周围的世界。这种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引开，这种批评也许对商业有意义，但是对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