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四与晚明之间联系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一大话题,受其影响,晚明文学研究自然成为“以我物”的“有我之境”,有着浓烈的五四色彩和五四情结。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者众多,大家在认可晚明文学思潮确实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相异的新倾向、新特质的同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性质,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称之为文艺复兴,或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或称之为启蒙运动,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称大致转用当时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一、文艺复兴派
“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的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五四”时期又与中国新文化联系起来。1919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杂志宣扬新文化,他们向胡适征求英文刊名,胡即名之曰“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做过多次讲演,介绍新文化运动,后结集出版,其名即为《中国文艺复兴》。可见胡适也是一直把五四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后来周作人便以“文艺复兴”转评晚明文学,而旧派文人如钱基博在他的《明代文学》(1933)也称中国文学之有明,犹欧洲文学之有文艺复兴。
二、浪漫主义派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总体是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李欧梵认为五四要比拟的话,用浪漫主义运动取代文艺复兴也许更合适。因为,五四和欧洲的浪漫主义都同样代表着对古典传统的反动。较早用浪漫主义概括明中后期文学的是任访秋、林语堂和朱维之等人,任访秋在他的《袁中郎评传》(1932)中即开始把公安派和英国浪漫派相比较了。林语堂称袁中郎为晚明浪漫派文学之健将。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出过三版,在三十年代中期初版中,他就把明后叶至清初的文学称为浪漫主义。
三、启蒙运动派
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等为挽救民族危机,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张申府认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可以看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是在三十年代得到确认的。此后,许多学者,特别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多认为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侯外庐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用启蒙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照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九十年代,萧萐父、许苏民出版《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也大致以启蒙思想为依归。
有学者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正是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投射到晚明文学研究上,因此晚明文学在研究者眼光也就出现了多重含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概念被频繁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下的晚明文学研究
1、持该理论的主流派影响了数十年对晚明文学的研究:
五十年代以来,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又有新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是全人类必然要经历的,那么中国当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1939)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大致可以认为是为毛泽东这句话作注脚。关于萌芽出现的年代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和明清说,其中明清说影响最大,这也对晚明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假说和嵇文甫“左派王学”说相结合,几乎左右了数十年的晚明文学研究。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运用。
2、反思派(对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的反思):
a.台港学者对封建社会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存有异见,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往往过分重视所谓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于是‘资本主义萌芽’成了一个用得最滥的名词。”可见他们明显不满这种提法的泛滥化或简单化。
b.大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传统提法有所怀疑。随着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出现新看法。如徐朔方(1999)认为马克思从欧洲社会发展史得出五种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制度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东方社会,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明代社会是否属于封建社会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他对于小说、戏曲兴盛的历史原因,归之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说,持慎重的怀疑态度,表示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公认的新说出现前,将尽可能不用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市民”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统治着大陆晚明文学研究学术界,甚至是许多论著的理论基石,假如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或者被推翻的话,它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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