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新事物往往是受到质疑甚至压制的，这样的压力往往来自于那些威权主义者，他们具有话语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新事物要在中国生发，就要能够冲破这种大山一样的压制。传统的价值观影响甚至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是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一大差异。个体意识指这样一种社会认同: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个人，强调个人自由与自我依赖。集体意识指另一种社会认同:集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集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集体的共同意志。在这样一种文化模式中，人们基本上被认为是相互依存的。它强调家庭与社区等相关团体内部的责任义务。这里举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文学作品《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为例。

　　《老人与海》是典型的个人努力奋斗的作品，突出个体意识、强调个人价值作用的西方社会文化。虽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但在这部作品中，老人独自一人禁受住孤独、饥饿、疼痛等等一系列的痛苦折磨最终才得以打败鲨鱼，终得平安。在个人角度来看，老人的行为是成功的，他成功的打败了鲨鱼，平安而返，但对于周围人来说，他以多日不得收获，而长时间的出海最终带回来的也不过是鱼骨头，老人的行动从其行动带来的实际成果意义上来讲无疑是失败的，从那条大马林鱼遭到第一条鲨鱼的袭击时，老人的辛苦就注定是徒劳的了。但是老人坚决、勇敢地斗争着，老人本身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失败、愚蠢的，这可以从作品中对老人最后梦到狮子的描述中得到提示。显然狮子作为力与勇的代表，它在小说中的不断出现，构成了一种寓意十分明确的象征:象征着老人追求力与勇的搏击精神。作品中那一位老人、一片海域、一条大鱼、一群鲨鱼的有机联系和冲突，使老人的生命张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这无疑是对的唱和。而《愚公移山》中的“率众挖山”则体现出我国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愚公移山》产生的时代，生产力相当低下，人们采取集体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形式，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集体而独立生活，更谈不上离开集体去谋求个人发展，实现独立的人生价值，体现独立的人格力量。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个人和集体产生了分离，当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发展、个人作用的时候，儒教思想深入人心，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和大一统的精神文化统治促使我国民族鲜明的集体意识的形成，而《愚公移山》中的集体意识则被凝固在这种意识发展进程的早期时段里，成为返观该历史发展进程的参照物。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从内容表达到形式选择，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横向移植。中国作家有着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既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又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特别是，中国的作家由于其实用理性精神，其内心情结促使他对中国的现实高度关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种价值敏感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先在结构的存在，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有一个价值上的重塑过程和审美表达上的改写过程。价值重塑是为了与中国的现实有效对接，而审美改写则是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重塑和改写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比了四本中外名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文学作品就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是文化的反射，也是具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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