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文学译介的“雅”“俗”之辨，客观上包含着从文本内部的译入语、译入文体、译介方式等方面分别对雅俗两派译作呈现方式的不同进行对比描述，对雅俗两派译作外部的译者( 包括晚清众多小说期刊编者) 和读者之间的交互往还及其与译作最终呈现方式的种种联系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由于这一研究课题本身具有比较文学译介学性质，探究并辨析晚清文学译介中雅俗两派的所有文化行为和结果背后的“文学翻译观”，则是一个根本性的任务。约瑟·朗贝尔说: “把翻译作为研究对象; 弄清哪些人从事翻译，以什么样的读者为对象，选择哪些文本，哪些体裁，哪种语言及言语，哪类文学风格和提纲，依据何种文学时尚、道德时尚、语言时尚和政治需求，此外，依据何种翻译观。”

　　所谓“文学翻译观”，指的是当时小说期刊编者、译者、译作读者如何看待“文学翻译”( 包括如何看待原作、译作以及译者角色等) 以及如何理解“译”的实质。译者认为翻译可以如此，读者也觉得翻译应该这样，那么“文学翻译”在他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 再具体到晚清文学译介的雅俗两派，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又有哪些分歧和共通之处呢? 苏珊·巴斯内特在谈到翻译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时曾说: “翻译学的第二阶段已经超越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而着重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的模式。其中的一大发展，是通过一个时期的翻译者在序言、书信、文章中谈及他们的译作时所使用的比喻，探讨当时的翻译观。

　　二、晚清文学译介中雅俗两派的翻译观的异同，可以从构成翻译过程的译者权限、译作与原

　　作关系和“译”概念的实际应用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首先，从译者权限来说，小说期刊译者认为自己在文学( 小说) 翻译中有相当充分的主动权来决定译作的呈现形态。通过对晚清小说期刊具体译作文本的分析，我们知道小说期刊最主要的译介方式是“演述”和“译述”。“演述”是译者以原作的故事为本事，对原作内容或原作译稿更为丰富的重新讲述。“演”从“演义”之“演”，为敷衍、引申、发挥之意; “述”既是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口述、讲述，也是译者向中国读者描述自己在域外小说原作中所看到的东西。应该说，“演”“述”二字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翻译的含义比较远，它们不但没有强调要紧随原作的意义，而且在原作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给了译者更大的发挥空间。“译述”则是以充分凸显出原作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为重心，其“述”有概要讲述的意思。简单来说，前者是将原作充分扩大，后者是将原作合理缩小。在这两种模式中，译者都不是亦步亦趋、字斟句酌地紧随原作。译者认为自己有权利也应该不惜如何铺张敷衍、极尽所能地将原作的内容演说明白，或者删节原作的冗赘部分以使译作的情节发展更加紧凑。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小说期刊译者的观念中，译作虽然来自小说原作，但译者同作者同样享有处理作品的权利。

　　其次，从译作的文学地位来看，在晚清小说期刊上，虽然编者、译者和读者都知道这些小说作品译自域外，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重视原作而看轻译作。正相反，译者的任意删改不但不会因不忠实于原作而降低译作的地位，有时反而能够提升译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译作读者在对翻译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时，很少关心原作的情况; 言之凿凿之处，仿佛译作( 包括那些明确说明是经译者大量改动的译作) 就是原作。可以说域外小说在经晚清小说期刊“媒介”引入晚清中国的普通读者阅读视野之时，其位置就被译作所占据。正如约瑟·朗贝尔所说的: “在文化生活与文学生活中，译作经常与很多范式有关，翻译家和/或他的读者们可以无视原作的存在，甚至把原作搁置一边。”晚清小说期刊的这种情况，当然和读者群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也就是阿英所说的读书人之外的“小市民层”，要让这些读者透过译作思考背后的原作如何，即使在今天都是相当困难的。

　　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林译小说原作因译作的出色而被中国读者接受，而不是译作因原作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而被中国读者认可。回顾一下，林纾与人合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其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令人意外，“以华人之典科，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可以说，读者对林纾翻译的那些域外小说原作的承认，几乎完全是凭借了林纾文言笔传的功劳。这同时也解释了那些与林纾合作翻译的人，为什么他们读得懂原作，也已经口译了出来，却依然要依赖林纾文言的笔传。

　　最后，“译”概念在晚清小说期刊上的应用多种多样，显示出小说期刊译介具有异常宽泛、内涵丰富的文学翻译观。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起首梳理了“译”和文学翻译的正统含义，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但译文总难免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也就是“讹”。然而晚清小说期刊上的所谓“译”却少见“化”，反而是“讹”更明显。

　　三、通过这三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翻译观中，“译”有同文学创作非常接近的地方，由此可以把晚清小说期刊文学翻译观的核心概括为“重写”———确切地说是“戏谑的重写”。“重写”问题在当代翻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话题，安德烈·勒菲弗尔就( André Lefevere) 认为: “重写( rewriting) ，不论其形式是评论还是翻译( 或者还应加上撰史和结集) ，都已证明是一个文学的捍卫者用以改编( 因时代或地理隔阂而) 异于当时当地的文化规范的作品的重要手段，这个手段对于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将晚清雅俗两派的文学翻译观归纳为“创造性的笔传”和“戏谑的重写”，充分说明了文学翻译观是动态的、历史的，某个时代、某个文化领域的文学翻译观都会受到当时当地的整体文学风尚的影响和制约。这两种极具时代和文化特色的翻译观的形成，同当时文学翻译的民间性质关系极大。就小说期刊而言，他们的译稿主要是通过征稿启事从民间获得，尽管有编者把关，但稿源复杂，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更何况没有官方的介入，由吸引读者而获取现实经济利益仍然是多数译者们翻译小说来投稿的根本动力。如此一来，弊端当然很多。当时已经有人站出来批判，但形势还是无法扭转。

　　首先，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作品中一直都存在着“译”同“著”和“编”杂糅一体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作家创作中可以有翻译的成分，在翻译时也可随意加入译者的创作。如《月月小说》中的《新庵译萃》，虽标为“译”，其实里面既有大量译者的时事评论，又有译者对国外报刊新闻的转述。再如《新小说》上以外国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有的就直接译自外国历史书。这种在文学作品的译、著和编之间自由穿梭的随意性做法，与晚清小说期刊所提供的文学格调和文学氛围非常一致。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榜》《镜花缘》等的几乎是无节制的续作和仿作。这些作品就着原来的人物或故事情节另外敷衍故事，虽然略有些讽刺现实的味道，但作者多是戏谑的态度，随意发挥又敷衍了事。从这里再来反观小说期刊译作的情形，就会发现二者几乎如出一辙。

　　我们把小说期刊译介和林译看作晚清域外文学译介活动的两个典型代表，其不同的文学翻译观对晚清域外文学译介之整体具有表征意义。晚清的小说期刊、林纾及其众多合作者毕竟以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了域外小说译介活动，为那个时代奉献了、也为后世保留了那么多文学翻译作品，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译介的高潮亦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