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鸟》的这个“追求艺术真价值“的纯文学目标，得到了当时有志于成为“真艺术家”的纯文学作家、诗人以及教育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其中不凡有泉镜花、野上弥生子、芥川龙之介、有岛生马、北原白秋、西条八十等。他们以“保全开发孩子纯性”的艺术价值为出发点，与创刊人铃木三重吉一样，认为当时的儿童文学虽然很多，但只反映了“俗恶的东西”，实际上是对明治以来以岩谷小波为代表的带有通俗文学色彩作品的全面否定。这些代表当时文学创作主流的作家、诗人们的作品对明治以来的“打伽晰”从内容到形式上作了大胆革新，涌现出了不少传世佳作。

　　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主要是遵循当时教育界和社会普遍认可的近代自由教育观的要求，“尊重儿童个性、亲善自然、培养情感、讲究科学”、把儿童塑造成具有“自由、纯麓心灵“和”童心浪漫主义”的好孩子。因此他们的小说作品往往会围绕着这个命题来构思故事情节，塑造他们心中的儿童形象，并有意通过这来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如有岛生马的《大将的孩子和巡警的孩子》，陆军大将的孩子武雄和巡替的孩子丑松是好朋友，但一天却为自己的父亲哪个更伟大而争论不休。当他们回去问了自己各自的父亲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武雄说大将伟大，丑松则反之，澎丛警伟大。在天真无瑕的孩子心里，对自己父亲情感上的信任胜过了任何外来评判，他们都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父亲比对方的父亲更伟大的看法。小说就是用这种固执、而且越固执就越能反映出“真正的、属于儿童特有纯性”的个性描写，成功地刻画出了天真、善良、纯粹的少儿形象。小说的结局两个孩子的争论还在继续，这不仅表现了两个孩子对自己父亲的亲情，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一个社会地位的高低与人格的意义上平等的问题，这和当时日本社会开始普遍接受来自欧美的提倡人格平等的新市民思想是相吻合的，作家把这种新市民思想注人到了小说的主题里，表现出了对儿童的思想成长、社会的发展充满期待，因此具有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

　　童诗、童谣创作也不例外，诗人们往往会将近代自由教育观渗透到他们的作品中去，但这种渗透不是平白空头的说教，而是用极具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来加以表现。如西条八十的童谣《金丝鸟》:“金丝鸟，忘掉了歌/想要扔到后山坡l不，不，怎么能那么做l金丝鸟，忘掉了歌/想要埋进屋后的竹草堆/不，不，不能那么做/金丝鸟，忘掉了歌/要用柳条抽它吗/不，不太可怜了舍不得/金丝鸟，忘掉了歌/像月牙似的小船，银桨摇荡清波/月明的夜晚，在海上游乐/它不禁唱出忘掉的歌。”这首童谣把孩子比作金丝鸟，以忘掉了歌和后来在明月当空的海上又自然地唱起了歌为主线，告诉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因为他们学习上一时的失常就要把他们“扔到后山坡”、“埋进屋后的竹草堆”、“用柳条抽”，而应顺应他们的天性、个性，给他们创造提供一个自然、自由、美的环境，以适合他们的成长。诗人对日本千百年来残酷、强制的教育方法作了痛烈的批判，艺术表现上想象奇特、语言清丽，是当时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典范之作。

　　值得指出的是，《赤鸟》问世之前的“打伽晰”，其内容题材主要是以表现善恶、智愚为主的妖魔鬼怪或动物故事为主，小说《大将的孩子与巡警的孩子》、童谣《金丝鸟》以及其他有志于成为“真艺术家”的，如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蜘蛛的丝》、有岛五郎的《一束葡萄》、小川未明的《月夜和眼镜》、丰岛与志雄的《天下的一匹马》、诗人北原白秋的《红小鸟》、《雨》等直接将笔触投人到儿童的现实生活，并从中展现充满时代要求的自由教育观，不能不说是一个在创作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作家们在艺术方法的表现上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将西方小说中刻画人物的方法运用到创作中，将原本主要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打伽晰”中的“童话”，演变成塑造人物个性形象为中心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小说。诗人们也积极尝试打破原有旧体诗的格律、用白话写作，创造出了自由儿童诗的新样式。这样加上同时在《赤鸟》中展示出来的新童话、故事、散文等，使原有包罗万象的“打伽晰”，细分成了儿童文学中的各个门类，标致着日本儿童文学创作体系正式形成并逐步开始走向成熟。

　　由于《赤鸟》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保存孩子纯性”的思想内容与“追求艺术真价值”的表现手法，与大正时期的儿童自由教育运动思想极度吻合，因而受到了官方与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在政府教育部门积极推荐下，为了弥补当时官方制订的教科书“内容不够充实”的缺陷，东京地区的小学纷纷将《赤鸟》作为国语(语文)课程的辅助教材。《赤鸟》还特意增设了儿童自由诗投稿栏和读者意见栏，以增强与小读者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互动。一时间《赤鸟》的发行量突破3万余册，以绝对的优势名列所有儿童刊物的榜首，而沿袭明治时期创作传统的“恶俗”、“低劣”、“下品”的通俗儿童文学作品则开始受到社会的批判，其阅读市场在文化相对进步的都会地区渐趋萎缩。

　　但这个盛况期维持了不到十年，作为《赤鸟》主打产品的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了严重的创作模式化倾向。作家在塑造“真正的、属于儿童特有的纯性”的孩子形象时，习惯于把小说的主人公分成好孩子、脆弱的孩子两种类型:好孩子的基本特点是，“善良、孝敬父母、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态度积极而又富有诗意”。虽然作家力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定的具有欧美孩子特征的天真、浪漫的性格特征，但根本上还是没有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中解脱出来;脆弱的孩子一般都有“精神上的烦恼、病患、贫困、被虐待”等的不幸，作家在作品中在对他们给予了极大同情的同时，对造成这种不幸背后的社会原因却是做了“模糊状态”的处理，也就是说未能对社会制度构成反思或批判。正因为带着这种概念化了的东西去发现、寻找儿童的个性特性，作家不管是选择写哪种类型，几乎都力求通过小说中的人和事反映出深刻的教育意义，这样本来属于艺术教育范畴的儿童小说实际上被学校老师当成了“修身(道德教育)”教材，因而使小读者产生了阅读厌倦。文学界也开始质疑、反省那些立志做真艺术家的作品其“艺术真价值”究竟能对孩子的“纯性保全”产生什么影响，究竟怎么来看待教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事实上当时《赤鸟》的作家们已经没有能力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这些问题了。

　　与此同时，当时日本尚未实现城市化，城乡学校的文化教育水准有很大差异。占儿童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儿童的阅读能力远远没有达到欣赏那些高雅的小说作品程度，他们的兴趣、认知能力仍停留在明治时期的那些“扣伽晰”上，虽然被真艺术家们斥责为“低劣下品”的东西，但就是由于这种’‘低劣下品”的特征，其引人入胜的“戏作”内容、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手法等让孩子们爱不释手。据东京都教育部门1928年3月的一项小学生爱读刊物的调查表明，原本创刊时期名列第一的《赤鸟》，已下滑至第12位，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其它儿童刊物的竞争能力。乡村的阅读市场根本没开发，在城市根基又不稳固，长期的发行量下降导致财力不支，经过几度休刊的挣扎，终于在创办人铃木三重吉逝世后的1936年8月宣布结束全部出版业务。

　　无可否认的是，《赤鸟》在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它用自己的作品唤起了社会对“保全孩子纯性”的重视，设释了当时的自由教育观，也使日本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体系。但我们也可从它创刊初期对“艺术真价值的追求”到最后无可奈何落败的历史事实中发现，作为纯文学的儿童文学如果带着某种概念化、模式化的东西去创作，过度强调所谓的教育性的话，其所谓“保全孩子纯性”的出发点，只能成为一种对孩子的美好愿望而已。同时在艺术表现上的对“艺术真价值”的追求，不能与通俗文学完全对立起来，要根据儿童特有年龄段的阅读兴趣、认知水准，采用合适的创作方法，否则那些“有志于成为真艺术家”的作家和他们对“艺术真价值”的追求很难得到少儿读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