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