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就是将“历史”当成是文学来书写。在好多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中，“历史”都被融入文学中，这里边有很多佳作，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我这里谈的是历史散文写作的误区。李国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严嵩到海瑞》，他形容海瑞是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书。换作聪明的中国人，每天早晨起来，看一篇报纸，“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不成为大行皇帝”，如此轻描淡写，才不会傻傻地买口棺材去进行死诫呢。在李国文看来：其实，清官的出现，除了清史留名之外，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在成为阶下囚之前，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在李国文笔下的海瑞，其价值在于：他用西方的理念来解构海瑞，他看到了海瑞身上的弱点。但是，李国文的问题是把海瑞丑化和妖魔化了。海瑞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骨气，被他简单解构了。这样以后，作家就把中国的历史磨平了。另外，李国文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司马迁之死》。他说：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能够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的拒绝了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诗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不住的嘴付出了，×× 被割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的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他沏茶，饿了有勤务兵给他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氏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精研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往还，更不曾衔杯酒、解殷勤之余欢，有过私下的交易，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么?但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就在于，总是高看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以上，李国文这段话是有价值的，他用现代性来解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司马迁。但是，可能他的问题也在此：司马迁这个知识分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的位置?他的骨气和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包括对“成王败寇”这样一种理念的纠偏。还有，他这种在耻辱之下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就不能这么简单地被解构掉。还要有对于司马迁这个纬度的肯定。所以，在李国文非常惬意地解构司马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也被解构了。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从世俗角度去理解司马迁，而司马迁这个高大形象则被他压低了，更不要说用“同情的理解”来看待司马迁。所以，李国文是西方观念之下的一个写作。而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对此的研究是肯定的，很少有批评的，很少有从这个角度来谈李国文散文的不足的。所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我觉得要认真对待，尤其是在对于历史散文的书写中，作家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如果对历史没有研究，那么硬伤会很多，观念也会产生偏向，这就会影响作家将来的散文创作。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只是站在西方的理念和角度来看，那么，就看不到他的局限，尤其是不能够站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来看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文”的世界里，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性，就是越来越不注重文学性，越来越强调泛化，越来越注重对文学外在世界的一些机械性的描写。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借助于一些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作品，往往容易走偏。有时我想：我们对新潮小说的研究，我们好多人是站在西方的一些理论上来看这些作品的，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意义和创新性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把西方的维度拿掉，那就非常可怕了，因为我们的新潮小说很多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理念的。如果是西方的读者来读中国的新潮小说，他们会和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中国的学者到西方去作讲座，让他讲西方的康德，是没有多少人去听的，因为你再讲也讲不过西方康德的研究者，甚至会有很多的硬伤的。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比如说你去讲《周易》，很多人可能感兴趣。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就是换位思考。我们如果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潮小说，可能和我们以往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把西方的理念从中拿掉，那么，其中又没有多少中国的元素，那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在想，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小说里面慢慢地淡化了。

　　那么，在什么地方有所保存呢?可能是在散文里面。我们以往是以西方变革的角度来否定散文，所以，八十年代曾一度有过这么一个倾向性和现象：很多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散文已经落伍了，远远跟不上时代尤其是西方变革的步伐，因为没有多少变化，于是它已经进入了文学的黄昏。要变新散文，否则它就快要灭亡了。所以，有的作者竟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散文要求新，可不可以这样写呢?不讲诗歌、小说、戏剧的差别，而把它们放到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大杂烩;可不可以又跳高，又跳低，像舞蹈一样来写散文;可不可以用非理性来写散文;可不可以把今天的语言格式打破，不讲逻辑地写开去。比如说，写散文的时候，不要用逻辑，而进行这样的表达：“今天这个时间简直是不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简直就是听不见声音的糊涂。”可不可以这么写呢?打破语言的逻辑。她还说：可不可以不用标点符号，就是一个长句子一直写下去，从而变成一个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所以，当时，面对文学变革与创新，散文研究界有一种恐慌，觉得跟不上别的文体，于是，否定了这一散文文体的成就。所以，一时间各自变相的文体就出来了。

　　那么，我就提出一个命题：散文这么一种文体，它的创新到底是不是绝对的?我们今天说小说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意义。在此，我们姑且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散文，这个观念成不成立呢?如果说散文不创新就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代表作来加以说明：朱自清、俞平伯写过一个同名作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两人一同游的秦淮河，并且合计好，一起来写这个作品，用的名字也一样。他们写出的作品我反复读过，最后读得我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两个作品里趣味也是一样的。站在创新角度看，这两个作品可以说具有复制性。用小说里“创新”的理念来看，两者事实上是没有创新的。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作品到今天感觉还很好，怎么读怎么有味儿。后来，我就思考：很可能是，散文这个文体是不一定要创新的。不创新只要写得好就可以。中国古人往往不讲创新而讲继承。孔子也讲“述而不作”，我们很多东西不一定非要去创新。不少研究者会发现，好多的所谓创新只是借用了一下别人的观点，换了一个角度说说而已。事实上，哪有那么多的创新呢?所以，中国人讲的更多的是“述而不作”，是继承的问题。钱穆也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这个继承有时候是一个底座，它非常的巨大。如果只讲创新，没有继承的深厚根基，那么到后来，可能就没有什么了。创新不是“创”出来的，而是在继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么一种观念：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除了讲创新这个方向之外，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哪些作品的底座结实，而后能够传达得好，能够继承得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问题可能就变得完整了，就不只是一个“创新的限度”。如果这样看，我后来就得出一个也不一定正确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将来有人来研究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问题，在现当代小说这种文体里恐怕是很难找到的。就像今天，我们看中国文化一样，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它有几个可怕之处：

　　第一是家庭计划生育，由中国传统的多子多孙，变成了独生子女，书香门第就没有了，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断裂了。几代人的文化藏书及其血脉到后来就没有办法继承了。还有，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困局是，爸爸做的事情，儿子不一定甚至不愿意去做。这是一个可怕的文化断裂。

　　第二个是乡村文化精英的流失。乡村里面已没有文化精英了，乡土在将来会慢慢地都市化。最后，没有乡土作为根基，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古国就不会有底气，将来的中国文化只能建立在沙漠的都市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断根。

　　第三是葬仪制度所带来的文化的断流。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有意义有根基，就在于常有考古发现，通过地下考古资料，来认证我们的一些观点，并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这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方法。但是，今天没有葬仪制度了，就是实行火化，以后的地下就不可能有考古了。将来百年、千年、万年之后，后人重新看我们这代及其之后的人，地下已没有文物了。

　　那么，他们的研究靠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文化传承至为可怕的地方。如果作为文本、作为文学传承，我觉得可能是文化断层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忧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再讲向西方学习的所谓“创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还是其实已误读了人家的东西?这个姑且不论。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留不下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基因, 那么后人研究的时候可能就得断代，所以我们得思考这个问题：在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我们既要讲创新这个维度(这很重要，不能忽略);但是，又要思考，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汲取了西方的精华，多大意义上是误读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同时我们又丢掉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需要我们快一点思考和弥补上去的遗失。其中，可能有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作为缺乏创新被否定的散文的文本，它本身还含着这种基因，即更多地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和看法，也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会改变长期以来对于散文的认识观念，以及我们整个的文学观和文化观。所以说，在这个文学的世界里，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这是第一个问题，即“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