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对两种文体表现出比较轻率的态度，于是有了散文和长篇小说数量上的膨胀。我曾经呼吁写作者对长篇小说的尊重，莫言更是直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批评界要求紧缩长篇小说写作的声音不绝于耳。相对而言，也许散文不是文学界的主要文体，关于散文写作的批评则是零散和宽松的，而且现在越来越缺少专业的散文批评家，哪怕是给散文以一定关注的批评家。检讨写作界与批评界的责任，应当是文学生活中的一项工作。

　　在整体上，这些年的散文写作缺少和读者的对话关系，缺少和现实的对话关系，而写作者疏于和自己心灵的对话更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在这一松散的状态中，散文不乏优秀之作，文体有嬗变，技巧更成熟，但疲软之态始终未有大的改观。散文的“边缘性”是相对文体的边界而言，并不是指其价值“边缘化”，但目前散文的走势则令人担忧。九十年代以后，文化大散文的出现，曾经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自信，也召唤了众多曾经游离于散文的读者。除此而外，一些体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在众声喧哗中发出独特的声音，这类写作可视为书写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的一种方式，而这些作者多数都是非职业散文家。一批类似文化大散文的文体和类似的写作者也随之出现，媒体和出版界乘机而上，由此共同营造了散文写作繁荣的幻影。在文化大散文逐渐定于一尊并不可避免地式微时，散文写作的虚假影响也为世人识破。现在只有少数几个散文幽灵在新世纪文学中游荡。这一危机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散文的艺术问题，亦暴露了散文写作者的精神局限，而这两者都与散文写作无法传承现代散文精神、无法主动探索汉语写作的新可能、无法积极应对转型期的思想危机等有密切关系。在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时，散文写作的难度在一开始就被消解了，而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必定会颠覆这一文体的尊严，也妨碍这一文体的创新境界。

　　在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市场、媒介、大众、俗世等更为贴近时，许多人把我们这个时代指为“散文时代”。其实这里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对应的“诗”或者“史诗”并不是一种文体，而只是一种比喻。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我在以前谈论散文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将“诗”与“散文”截然分开的局限，现在相对诗的时代说我们处于散文时代也只是一种相对宽泛的比喻。在经历了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转型之后，人文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转型期问题之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我们在刚刚遭遇现代社会不久，“后现代”的部分征候便开始出现，一双脚还没有完全踏进现代社会，又被“后现代”缠住。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要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和冲突，应当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采取了回避和掩饰的姿态。

　　如果再回到散文与“散文时代”的关系层面，我们也不妨说现时代确实是个可期的“散文时代”，这里所说的“散文”不是比喻，而是作为文体的散文。我们可以温习一下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些论述。鲁迅曾认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在其他文体之上，这是大家熟悉的论断。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散文时代”？周作人在1930年序沈启无《近代散文抄》时就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好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那时没有社会转型理论，不会使用转型期这样的概念，其实，所谓“王纲解纽”便是社会转型，所谓颓废时代、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人心不古之谈都是这个时代的迹象。也是在这一层意思上，周作人进一步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结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源头。”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援引周作人前面的话并作了自己的解析：“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郁达夫确实是个懂得散文真谛的人，他强调散文的个性，又注意到散文和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现代散文的发展一直根植于社会现实，而且始终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保持着敏锐的视角和言说的力量。郁达夫在《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我一直以为，周作人和郁达夫的这些论述既揭示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动因，也阐释了散文的本体性所在，其意义不可忽略。郁达夫的分析揭示了思想文化、个人和文字三者的互动关系，更是论述现代散文的基本理论方法。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的论述，我们对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时代”以及“散文时代”中散文何为，该有坚定的看法。事实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那一代散文家在思想、个人的发见与文字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们的高度和难度。朱自清先生在二十年代末《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就作过经典性的描述：“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名士风，有外国的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就是“散文时代”的面貌和“散文时代”中散文写作者的作为。严格地说，我们只有相对于“古代散文”而言的“现代散文”，“当代散文”只是“当代”的“现代散文”。尽管“今非昔比”，但现代散文的诸精神并未失去其意义。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就不难发现，当下的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

　　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的再度兴起，在本质上源于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和汉语写作中的思想危机。在经历了1985年前后“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之后，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汉语写作不仅身陷危机四伏的语境，汉语写作者自身的困境也在此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一困境比以往更为深刻与复杂。在这一背景中，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绩都与突破这一危机有关，无论是好的小说还是好的散文与诗歌。与虚构的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更直接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用语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如何表现、批评、理解，如何名士、绅士、隐士、叛徒，如何描写、讽刺、委屈、缜密、劲健、绮丽、洗炼、流动，都是“散文时代”中的散文作为。但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不无失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众多散文写作者并未真正理解何为散文以及散文何为。

　　散文的危机并非因为它日益增强的边缘性和公共化，究竟有多少人写作散文并不重要，究竟有多宽的文体疆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真正理解了散文的要素并具备散文的品质。当下散文，在精神上缺少与现实的对应关系，现实的生动、丰富、复杂在散文中消失了，一个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的底线在散文中消失了。一个作者在写作中和现实是构成紧张还是松散或者暧昧的关系并无合法性问题，但显然要有穿透现实的思想能力。一个散文写作者必须保持知识分子的思想风度，对沉沦的社会保持警惕，不必剑拔弩张，但潜在的立场不可或缺。有没有这样的立场对散文写作来说是大不相同的。为什么一些散文作者的文字虽然漂亮甚至也有些动人但最终还是从读者的心里飘忽而去？散文作者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背景，漂亮的文体又怎能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我们在现实中的处境，涉及人本的种种困境，而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意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因此，散文可以回到历史、回到乡土、回到童年，但是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后看，都应当是精神的重建而不是精神的消费。我赞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类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历史叙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枷锁是必须的；但是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的叙事同时应当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构建。相对而言，散文与自然与生态的关系日渐疏离。我们越来越缺少与自然、与生态对话的散文，文字在面对自然时已经越来越缺少敏感，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能抵达大自然的怀抱。我们的身体与语言文字长久没有阳光雨露的照射和滋润了。而所有的这些缺失，都表明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等都在从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经没有了名士、绅士、隐士和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