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澜社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引发了艺术工作者对艺术与时代相契合的深思。其历史地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实际存在。

　　时代决定艺术，艺术反映时代。为什么崇尚现代派艺术的决澜社在经历艰难的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的消失?为什么同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又能够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虽然决澜社宣言表示要创造适合新时代的新艺术，但他们对什么是时代精神，没有弄清楚，他们企图创造一种色、线、形的纯粹造型世界，这本身与时代要求包含着一定的矛盾。2O世纪初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人面对着剥削、压迫、动荡的局面，需要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艺术来表现无情的现实和动乱的时局，正如徐悲鸿所说：“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13，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也无其积极作用。”和“历史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时，人们更需要的是自居易、辛弃疾这样的诗人，而不是李煜、李清照”是一样的道理。时代选择了现实主义，也从一个侧面隐约地反映出了决澜社对当时中国艺坛的错误估计和对国人的接受能力、时代需要的忽视。这也再次告诉我们，艺术的发生、发展、兴衰存亡，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时代的要求，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决澜社在走完它匆匆而又悲凉的历程时，引发了我们太多的深思，当我们回首艺术的历史，当我们展望艺术的未来，我们仍能闻到新兴艺术之花——决澜社所散发出来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