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核心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