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境遇下,悲剧主人公将会发生两种可能性行动,其一就是悲剧主体在遭受到社会历史的拒绝之后,主体人格就此降解,这种没有可贵人格的人生妥协,不可能产生新的实践方式与旧形式抗衡,也就不会构成悲剧冲突,从而也就不会引发悲剧主人公对自我实现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矛盾的抗争和生存动力,也就排除了悲剧性。因此卖国贼的下场也就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却不可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崇高或更深层的内心体验;另一种情况是,悲剧性主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受到历史的否定,内在的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观目的性被现实的秩序所否定,甚至到了毁灭悲剧主体的地步,当然这一毁灭性是有限度的,因为“人对苦难的体验与个人的心理照应及承受力关系甚大,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动力时,人才遭受苦难;只有当苦难还未能耗尽生命的动力时,人才体验苦难;一旦一个人彻底丧失生命活力,那就不可能体验苦难,人从最低限度上看,仍是生命力蛰伏却没消失的标志。”[3]14悲剧主体在生命的限度之内,面对毁灭性的处境,并没有放弃和退缩,仍然坚持自我的实现形式,而且现实的苦难反而更加激起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超历史的形式,只有这样悲剧性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出来。悲剧主人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与旧有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社会形式否定了主体人格的构建,但主人公仍然以新的实践与社会做斗争,在新的实践的摧毁中暴露了社会形式的不合理性,这样悲剧就在否定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中具有了美学价值,悲剧也就是在这种“反目的合目的性”[3]14中具有了悲剧性的实质内涵,这便构成了悲剧性存在的矛盾性基础。
三、“悲剧性”问题的现代启示
在悲剧性的遭遇中,随着个体自我实现的合目的性遇到阻碍,主体激起更强烈的斗志,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在新的斗争中,主体必然强烈地拓展自己的主体性,与既定的社会现实做斗争,并最终超越、修正给定的现实。这一潜伏在主体内的必然性激活,就是悲剧性质中最重要的人类学特征。实践的主体在给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前,惨遭失败之后,激发起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坚持给必然以自由的形式。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主体的目的性与社会的必然性之间根本不能统一,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的实践主体性,促进了人的自我发展,在这一点上也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对现代社会必然带有启发性。
从悲剧性看现代人生活中的苦难问题,也许能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的思考。“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的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成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该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5]幸福与苦难都体现了人对生命的强烈体验,然而苦难相对于幸福来说,给人以更高的启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去积极的思考人生过程的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苦难甚至悲剧的产生原因;我们要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审视“他者”的悲剧或苦难,对自我的不幸要拥有斗争的意识、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学会把苦难压力转换成生命动力的能力;在悲剧性思考中要学会对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及不妥协的斗争。
[1]亚里斯多德.诗学[M].陈中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3.
[2]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3.
[3]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8.
[5]夏中义.大学人文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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