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研究书法，必然与史分不开，然要通读史书，又必然离不开哲学、文学，于是人的思维与精力往往分散，不易聚集，到头来反而丢失了原始的本真。这实在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书法史的研究，却还需要还原到一种原始的本真状态中去。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的前期，思想的平庸、停滞甚至是倒退为之奠基，而这种奠基的背后，仿佛无所作为的思想在困难地挣扎着，消解着，在无甚精彩的社会整体思想笼罩下，有时迸发那麽一丁点火花。本来亦具有深度的思想，在深行中却也牺牲了它的深刻与睿智。

　　有明一代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近年来，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在对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嘉靖以降的明代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把它描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思想上，一反僵化的程朱理学，产生了王阳明“心学”，及他的弟子们所创建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学派等等，直至晚明的“心学异端”；在文学上，公安“三袁”一反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倡“性灵说”、李贽提倡的“童心说”，直至晚明的“竟陵派”；在戏剧上，汤显祖、徐渭俱为大家，《牡丹亭》与《四声猿》作为双峰并驰于艺坛；在书法上，先由祝允明开 “闲窗散笔”之滥觞，继而由独抒己意的徐渭与追求平淡入禅的董其昌使书法变革的风气蔓延开来，随后接踵而来的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解放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狂飙突进的变革潮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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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专制上的松动

　　研究书法史，首先绕不过君王政权。就此而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而或是宗教都可以视为政治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学派、科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都使其模糊了边界，打破了分野。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其个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杀戮重臣，废除宰相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构筑了强硬与严密的文网。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孟子牌位①；洪武二十七年，命刘三吾等人重审《孟子》，删掉违禁之语八十五条，同时又迭兴文字狱，法外施刑，知识士人元气大伤。明成祖朱棣以靖难起家，杀戮士人绝不心慈手软。诛十族，瓜蔓抄，表明这位好武的燕王，阴狠残暴不输乃父。然正是此公，造作《圣学心法》，自诩“惟行中之为贵”。永乐十三年，用朱学观点篡编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功令的准绳②，八股文章成为科举入试的敲门砖，士人们又一次涌向这狭窄拥挤而又死气沉沉的科举之途上。

　　政治的统治在封建社会是专制的，政治斗争更是残酷无情的。历朝历代的政权之争、继统之争，党派倾轧无不说明此，然而政治的斗争亦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明孝宗弘治年间，某些开明的统治方式受到了重视，在宣德、正统年间，作为相权变形的明代内阁权力对君权给予了可能的制衡，至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君主权威大为削弱。至16世纪，明王朝更是社会矛盾突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至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七十年间，西北边陲无年不战事，万历元年（公元1570年）之后，辽东战事又起，建州女真部落成为明王朝的主要威胁。在明王朝直接行使统治权利的地区，人民大众与皇权官僚专制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至16世纪之后，无年不民变。再，明王朝专制政治体制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以至经常发生皇族叛乱、军队反水、士兵哗变等重大事变的地步，从以上几处便大概可以理解明中叶政治统治专制的松动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经济影响与思想解放，造成了以王学为中心的中晚明的社会整体变革思潮，据此理解晚明书法变革潮流的政治成因，当涵盖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