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上的准备

　　被后世称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地连接到了一起，一方面经由考试科目，把思想变为文本；另一方面则经由政治权力把原则变为制度，表面看上去儒家学说、程朱理学进入权力中心，而深层意义上，它们则失去了政治权力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士绅阶层的批评立场，也就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于是，“思想成为文本，文本蜕化为文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文字仅仅作为符号被人背诵，背诵的意义而仅仅在于交换”③顶戴花红，那麽，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上的涵养，牺牲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与睿智，自然与社会生活发生分离。于是，经典被奉为教条，创新被禁锢代替，本质精神反而被扭曲消解。

　　正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在如此失坠的状况下，思想界才逐步迸发了那一丝丝的火花。从吴与弼到陈献章，从罗钦顺、崔铣、王廷相等到王守仁，都在从不同角度冲击程朱理学。在所有的学说中，王守仁（号阳明先生）之心学无疑是这个时代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之说的基本关怀、思路和语词仍然是沿袭理学而来的，然而它却吸取了陆九渊尊重心灵对于真理和价值的判断，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道德形上本体，把道德本体完全建立在人的心灵之中。正因他里道德本体于人的心灵之中，就使得人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感性纠缠在一起，混淆了界限，伦理与心理情感交融合一。这样一来，“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心本体”，即是道德标准，理性标准，又是感性标准，它使得感性与理性、自然与道德、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纠结为一，难以区分。④

　　以此来观照书法艺术，阳明心学正是实现书法艺术境界的不二法门。书法艺术近于感性，强调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在书法创作中，主题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都投射与作品之中，非常接近于阳明所谓的“心本体”。

　　王阳明从主观上倡行“良知”这个心本体，以“致良知”的工夫论来实现他想要破除的“心中贼”——用虚伪的道德来掩盖恶行的伪善。这正是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因而，王阳明去世后，心学被作为“伪学”遭禁。但是其学的生命力在下层民众中迅速广泛传播开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浙中学派，一方面皆是利用人们的“崇圣”心理，廉价地向民众出卖“圣贤”的名号，因而在下层民众中赢得了大批的信奉者。另一方面，王学诉诸人道德良知的学说，却发展为“异类思路”，并且迅速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感性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溢出了王阳明设定的边界。

　　于是，思想冲破禁欲的堡垒，感性思维居上，一反僵化的学术氛围与社会意识形态，为中晚明的世俗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心学的后传弟子们把心学推向了更广阔更深邃社会的每一角落。

　　三、社会发展的结果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正悄然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阶段。先由海上贸易的变化到传统经济结构的裂变，手工业从自然劳动分工中游离出来，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场初步形成，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城市，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露萌芽。16世纪初始，市镇商贾聚集之处慢慢变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苏州、景德镇这样的中等城镇，亦出现了北京、南京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不断增长，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各地商业往来频繁，许多人都开始转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就连王阳明等大儒亦已承认商贾的重要。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特别强调十六世纪以来的“弃儒就贾”的趋势。⑤民间社会逐渐拥有较大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的同一性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小，世俗文化越来越普遍化，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源，也使得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成为可能。

　　再加上16世纪的西学东渐，特别是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刻印的《舆地山海全图》开始，才是从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社会前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