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阿拉伯、英国三部爱情悲剧的文化审视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6
提 要:本文以平行研究角度对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文化,又延续了这一基本属性,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张,不回避冲突,勇敢地迎接冲突。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上则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阿拉伯文化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向外突破,寻求扩张和掠夺。崇尚武力,有着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族意识强,重部落和个人的名誉,恪守部落习俗。改信伊斯兰教后,遵守伊斯兰教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千差万别。汉民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尚人伦,有着依附人格意识;阿拉伯民族率直、冲动,固守教规,有着鲜明的自然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奔放,追求俗生活、信奉爱情至上,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不同,使三部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表达上、对爱情的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异彩纷呈。
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
徐剧中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结构下三部爱情悲剧男女主人的爱情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徐剧表达爱情隐蔽、含蓄;对爱情的态度清醒而不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软弱,不坚决、彻底。邵剧表达爱情公开、率直;对爱情的态度冲动而丧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鲁莽、疯狂。莎剧表达爱情明确、袒露;对爱情的态度热烈而无所顾忌;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大胆而有所作为。
相映生辉之美
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外在的物化形态,并通过个体的参与活动将本民族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审美标准显现出来,多少能折射出其文化的内涵和基质。中国、阿拉伯、英国剧作家依存各自的文化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三部纯殉情文本中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观地再现了本民族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和宗教信仰,并在剧情安排、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方式和剧情结尾处作出了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需求的诠释。
徐剧描绘的是中国江浙一带的封建社会,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和南方秀丽的田园风光,有员外、相公、千金小姐、书童等身份的人物,祝家庄、草桥亭、古庙等场景,展现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剧中,祝父劝女儿在闺房描龙绣凤、裙钗之女不能抛头露面、父母之命不得违抗、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俨然一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祝英台着白衣素服、带着白纱灯、三千纸银锭拜祭梁坟也有着浓重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于事“和为贵”、“和为美”便成了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审美凝结,这体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情节较简单,不错综复杂。从梁祝初识的“草桥结拜”,到两人感情发展的“托媒”和“十八相送”,至梁山伯迫切求婚的“思祝下山”、“回忆”乃至梁祝倾泻感情的高潮“楼台会”都很少有正面冲突,一味平铺直叙优美雅致的故事,起承转合中不见波澜。唯一的冲突在“逼嫁”时,祝与其父争辩并采取绝食的行动以示抗争。在殉情方式上,梁“刻骨相思染重病”,祝捎来亲笔信和一束青丝发,以示结发夫妻到白头。祝来到梁坟前立誓不同生求同死,这感动天公,坟墓豁裂,祝纵身跃入,实现了“生不同罗帐死同坟”,突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不敢正视客观存在,以中庸之道弥补人生的缺憾,补偿心理的失衡。结尾梁祝化作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双飞双栖,更有着中国古典悲剧所特有的“大团圆”之趣,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情趣的必然要求:追求心理满足的完整性;强调和谐的中正和平;求得思想慰藉的阴柔;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完美性;善恶终须有报的目的性”[10],营造出一种清意缭绕、余韵飘渺的意境美,极富东方色彩的人情魅力。
诗剧《莱拉的痴情人》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初建伍麦叶时期的内志沙漠地区,因而剧作家邵基在诗剧中展示了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生活习俗、社会状况和宗教信仰,既具有浓郁的阿拉伯游牧文化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有部落青年男女、部落长者、地方官、传诗人、精灵、赶驼者等身份的人物,有沙漠、阿米尔部落、商队、帐篷等场景。风俗习惯上,他们用双手拍掌、倒穿衣服表示迷途忘返。阿拉伯人思想意识中因果观念薄弱,依靠占卜、巫术排忧解难。盖斯爱上莱拉后,常神智错乱。在第二幕,女侍白勒哈给盖斯带来他母亲烹调的食品:一只掏去心脏的羊,巫师在上面贴了符咒- 这是医治盖斯痴病的药方。另外,古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精灵离人很近,离诗人更近,人的精神错乱便是精灵所为。每个诗人都有一个精灵向他启示诗句,并有一个传诗人相随相伴。邵基在剧中写了盖斯的传诗人齐亚德和其精灵伍麦维。齐亚德不仅是盖斯的传诗人也盖斯的忠实的朋友,即使在盖斯最困难的时刻也寸步不离,为他日夜操劳回击挑衅者。盖斯的精灵伍麦维不仅见证了莱拉的贞洁,替盖斯保护莱拉,还在盖斯精神错乱、迷失荒野时将他引到莱拉家前,使两人得以相见。在道德上,他们固守部落礼教,让苏丹裁决用诗歌谈情说爱者,甚至允许莱拉的父亲可以将盖斯杀死。伍麦叶时期的阿拉伯人已信奉伊斯兰教,剧中出现了在昏厥者耳边高声呼唤“至高无上的真主”或对话中有“敬畏真主”、“愿真主怜悯他”、“天堂”、“火狱”等穆斯林信徒用语。沙漠是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家园,它空旷单调、贫瘠荒凉却有着自由奔放的生命,这在阿拉伯民族审美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由度与简朴感,因而阿拉伯文化崇尚直朴、简洁的美,体现在邵剧上情节简单,单线条地以盖斯的爱情展开。从盖斯热恋莱拉受挫、害了心病神志恍惚到地方官带他求婚遭拒绝、一对情人重逢不欢而散、莱拉陵墓前悲伤过度咽气,结构不复杂,道也是波澜起伏,紧张气氛突起,地方官领着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刚走近阿米尔部落,便见阿米尔人个个手拿器械,准备杀死盖斯。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上则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阿拉伯文化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向外突破,寻求扩张和掠夺。崇尚武力,有着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族意识强,重部落和个人的名誉,恪守部落习俗。改信伊斯兰教后,遵守伊斯兰教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千差万别。汉民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尚人伦,有着依附人格意识;阿拉伯民族率直、冲动,固守教规,有着鲜明的自然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奔放,追求俗生活、信奉爱情至上,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不同,使三部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表达上、对爱情的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异彩纷呈。
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
徐剧中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结构下三部爱情悲剧男女主人的爱情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徐剧表达爱情隐蔽、含蓄;对爱情的态度清醒而不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软弱,不坚决、彻底。邵剧表达爱情公开、率直;对爱情的态度冲动而丧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鲁莽、疯狂。莎剧表达爱情明确、袒露;对爱情的态度热烈而无所顾忌;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大胆而有所作为。
相映生辉之美
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外在的物化形态,并通过个体的参与活动将本民族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审美标准显现出来,多少能折射出其文化的内涵和基质。中国、阿拉伯、英国剧作家依存各自的文化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三部纯殉情文本中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观地再现了本民族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和宗教信仰,并在剧情安排、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方式和剧情结尾处作出了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需求的诠释。
徐剧描绘的是中国江浙一带的封建社会,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和南方秀丽的田园风光,有员外、相公、千金小姐、书童等身份的人物,祝家庄、草桥亭、古庙等场景,展现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剧中,祝父劝女儿在闺房描龙绣凤、裙钗之女不能抛头露面、父母之命不得违抗、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俨然一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祝英台着白衣素服、带着白纱灯、三千纸银锭拜祭梁坟也有着浓重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于事“和为贵”、“和为美”便成了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审美凝结,这体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情节较简单,不错综复杂。从梁祝初识的“草桥结拜”,到两人感情发展的“托媒”和“十八相送”,至梁山伯迫切求婚的“思祝下山”、“回忆”乃至梁祝倾泻感情的高潮“楼台会”都很少有正面冲突,一味平铺直叙优美雅致的故事,起承转合中不见波澜。唯一的冲突在“逼嫁”时,祝与其父争辩并采取绝食的行动以示抗争。在殉情方式上,梁“刻骨相思染重病”,祝捎来亲笔信和一束青丝发,以示结发夫妻到白头。祝来到梁坟前立誓不同生求同死,这感动天公,坟墓豁裂,祝纵身跃入,实现了“生不同罗帐死同坟”,突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不敢正视客观存在,以中庸之道弥补人生的缺憾,补偿心理的失衡。结尾梁祝化作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双飞双栖,更有着中国古典悲剧所特有的“大团圆”之趣,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情趣的必然要求:追求心理满足的完整性;强调和谐的中正和平;求得思想慰藉的阴柔;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完美性;善恶终须有报的目的性”[10],营造出一种清意缭绕、余韵飘渺的意境美,极富东方色彩的人情魅力。
诗剧《莱拉的痴情人》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初建伍麦叶时期的内志沙漠地区,因而剧作家邵基在诗剧中展示了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生活习俗、社会状况和宗教信仰,既具有浓郁的阿拉伯游牧文化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有部落青年男女、部落长者、地方官、传诗人、精灵、赶驼者等身份的人物,有沙漠、阿米尔部落、商队、帐篷等场景。风俗习惯上,他们用双手拍掌、倒穿衣服表示迷途忘返。阿拉伯人思想意识中因果观念薄弱,依靠占卜、巫术排忧解难。盖斯爱上莱拉后,常神智错乱。在第二幕,女侍白勒哈给盖斯带来他母亲烹调的食品:一只掏去心脏的羊,巫师在上面贴了符咒- 这是医治盖斯痴病的药方。另外,古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精灵离人很近,离诗人更近,人的精神错乱便是精灵所为。每个诗人都有一个精灵向他启示诗句,并有一个传诗人相随相伴。邵基在剧中写了盖斯的传诗人齐亚德和其精灵伍麦维。齐亚德不仅是盖斯的传诗人也盖斯的忠实的朋友,即使在盖斯最困难的时刻也寸步不离,为他日夜操劳回击挑衅者。盖斯的精灵伍麦维不仅见证了莱拉的贞洁,替盖斯保护莱拉,还在盖斯精神错乱、迷失荒野时将他引到莱拉家前,使两人得以相见。在道德上,他们固守部落礼教,让苏丹裁决用诗歌谈情说爱者,甚至允许莱拉的父亲可以将盖斯杀死。伍麦叶时期的阿拉伯人已信奉伊斯兰教,剧中出现了在昏厥者耳边高声呼唤“至高无上的真主”或对话中有“敬畏真主”、“愿真主怜悯他”、“天堂”、“火狱”等穆斯林信徒用语。沙漠是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家园,它空旷单调、贫瘠荒凉却有着自由奔放的生命,这在阿拉伯民族审美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由度与简朴感,因而阿拉伯文化崇尚直朴、简洁的美,体现在邵剧上情节简单,单线条地以盖斯的爱情展开。从盖斯热恋莱拉受挫、害了心病神志恍惚到地方官带他求婚遭拒绝、一对情人重逢不欢而散、莱拉陵墓前悲伤过度咽气,结构不复杂,道也是波澜起伏,紧张气氛突起,地方官领着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刚走近阿米尔部落,便见阿米尔人个个手拿器械,准备杀死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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