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好言相劝，平息了众人的愤怒，不料盖斯的情敌又对盖斯进行恶意中伤，阿米尔人柏什尔挺身站出，揭穿其险恶的用心，阿米尔部落宽容了盖斯，“一个不谙事理、易于冲动的部落民族形象地表现于舞台上”[11]。在殉情方式上，莱拉乃忧思成疾而死，盖斯墓前拜祭，从墓穴中传出呼唤他名字的声音，便应声而亡。诗剧结尾处响起盖斯的声音：“尽管我们没能结合，仍活在世间；莱拉没有死，痴情人更不会亡”（第五幕），这有着浓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神秘色彩。因为伊斯兰教信徒“信前定”，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真主预定安排的，《古兰经》经文就是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修行而得到的天启。另外，伊斯兰教要求人们顺从和忍耐，诗剧结尾处也正是追求这种神秘、宁静的境界。
    莎剧反映的是欧洲中世纪末期英国的社会情况，出现了亲王、贵族、伯爵、神父等身份的人物；庄园、教堂、广场、街道等场景，显示了英国封建社会十分繁荣的景象。劳伦斯神父竭力促成罗朱的爱情、婚姻结合，显示了欧洲中世纪末期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禁欲主义思潮的一种具体反映。在宗教观念方面，莎剧时代的英国人信奉基督教，剧中对话常出现“祷告神明”、“亲一下《圣经》”、“阿门”、“英魂已经升上天庭了”等宗教术语。西方文化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悲剧心理的戏剧冲突，这体现在莎剧中剧情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每每“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又变成“柳岸花明又一村”。开场就气氛紧张，互相仇视的两个家族的仆人开打，罗朱在这种情形下一见钟情。自此爱情悲剧揭开了序幕，之后又有少年贵族向朱求婚，罗杀死朱的表哥更使矛盾激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幸好有劳伦斯神父相助，得以缓解矛盾。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带信人延误了时间，终使这对恋人双双而亡。恐怖和流血场面使人触目惊心，让人感到战栗。在殉情方式上，朱举剑自刎而死，很血腥、悲壮，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其悲剧“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英勇的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12]。结尾作者通过亲王之口，用人性感化了两个世仇家族，让他们彻底握手言和，这使得罗朱的爱情悲剧有一种朝喜剧方向发展的“暗示”。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爱情终于感化了仇恨，爱能战胜一切，彰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分属中、阿、西三个民族的爱情悲剧文本无论从母题、素材来源、情节结构乃至表现主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以叛逆的姿态声讨了旧礼教下的家长制和婚姻制度对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的摧残、扼杀。若将其置放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视点上挖掘，三部悲剧中男女主人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抗争意识却全然不同，这是由其所依存文化体系的特质决定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实质的不同，三部爱情悲剧在凸现爱情悲剧凄美、悲壮的同时，闪射出汉、阿、西方民族心理结构所特有的儒家文化、阿拉伯游牧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和审美情趣。毕竟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统属东方文化，都有着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注意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两者与西方文化那种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截然对立的。就风格而言，中阿悲剧都以浪漫主义的笔触、乐观的情调、深邃的寓意性，使人的心灵纯化，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贴与适度的满足。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悲剧的写实主义风格。

    注 释：
    [1]郅溥浩：《马杰侬和莱拉，其人何在？—关于原型、类型、典型的例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2] 阿拉法特·谢黑德：《再忆邵基》，黎巴嫩国家出版发行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3] 阿尼克斯特（苏）著、徐克勤译：《莎士比亚的创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38页。
    [4] 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5] 程裕祯：《中国文化概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 艾哈迈德·爱敏（埃及）著、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页。
    [7] 艾哈迈德·邵基：《邵基全集》第8卷，阿拉伯作家出版社 1994年第1版，贝鲁特，第124页。本文所引均出自此版本。
    [8] 陈爱敏：《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9] 汉纳·法胡里（黎巴嫩）著、郅溥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9页。
    [10] 焦文彬：《中国古典悲剧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205页。
    [11] 汉纳·法胡里（黎巴嫩）著、郅傅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631页。
    [12]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