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个体纪录实践现象学批判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6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从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和生活世界现象学的立场出发，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个体纪录实践做内在价值上的厘清诠释。“个体化”一词已经成为当代纪录运动中生命精神的一个具象。90年代的纪录片自觉地走上了“现象学悬搁”的道路。当纪录“悬搁”了存在和历史，历史教授我们的对世界的种种观念、思想、理解被排斥出前提和出发点，对自然界和人的世俗存在的信仰就被置而不论，所有的判断被立刻中止，生命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相同的“单子”。这个原本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了超越的世界。纪录之眼“第二次目光给予”世界。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与受众消弭了距离，彼此“结对”，生命面向世界的“视域”叠合在一起，最初的视觉体验之流的世界被取代了，“世界视域”向我们有次序的敞开。一个“文化世界”被给予纪录，它具有了为每个个体所通达的意义。
关键词：纪录片 现象学 个体化 生命
时间说选择纪录片就是选择它的独立立场1；陈虻说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作为 《生活空间》的理想2；李红不是在为她们，是在为自己3；吴文光称自己的纪录实践是“个人化写作”4；蒋樾要通过纪录“打通到人心的路”5；陈为军要拍的是“经受磨砺的生命”6；朱传明是想“拍出很温暖的东西”，看到“一览无余的人”。7几乎所有的当代真正的纪录人都在用“个人化”镜头瞄向一个目标：生命。
“个体化”一词成为当代纪录运动中生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吕新雨认为，90年代以来，纪实手法本来是作为先锋的矛头出现的，后来却成了盾牌，再后来成为技术行为的展览，盾牌后面作为思想者的“人”却消隐了。“个体化”成为继“真实”之后的另一个响亮的抵抗话语。8可见，90年代的纪录片自觉地走上了“现象学悬搁”的道路。当纪录“悬搁”了存在和历史，历史教授我们的对世界的种种观念、思想、理解被排斥出前提和出发点，对自然界和人的世俗存在的信仰就被置而不论，所有的判断被立刻中止，生命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相同的“单子”，“其他人是为我地在那里”9。所有的生命在纪录世界里拥有了同样的宗教尊严，一个空空的躯体通过“立义”而被赋予灵魂，被激活，成为一个对立在我的面前，有着同样灵魂本质和自我本质的生命。当代中国个体化的纪录实践高扬着生命精神，“从被视为现象的具体世界开始，通过后者向本己之物，向一个内在超越性世界的独特本原的还原，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个原本的世界”10，被压抑许久的生命意识在先验还原后的“希望之乡”里“苏醒”。生命看到一个超越了“客观世界”和“科学世界”遮蔽的“生活世界”。
一．纪录：对生命的信仰
回顾纪录的百年沧桑，纪录诞生的动力就是对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坚定信仰。这是纪录伟大的传统。这也是巴赞所谓的纪实电影的“木乃伊情结”。摹写现实、保存现实就是与时间抗衡，使生命永存。我认为巴赞的这一理论实际明显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在《人论》里我们看到了布列斯特（James Henry Breasted）的有关金字塔铭文一段文字：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纪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经文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一个敌人声上。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11生命永存的理想和信仰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死亡都被否定和蔑视。纪录就是这样一种否定死亡的方式，是不以约束和强制的方式，对生命的礼赞。当代中国纪录运动的精神就是发现并力图证实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人公都必须死去，但陈为军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这部纪录片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12
这种生命的力量我们在“专题片”中从未见过。寂静的生命之音与意识形态强音的对话贯穿了纪录的历史。巴尔诺把纪录的历史开端定格在电影诞生的时刻，从卢米埃尔、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伊文思、格丽尔逊等先行者到今天的让·鲁什、怀斯曼、鲍勃·康纳里、小川坤介，纪录用“活动的影像”坚定地诠释着维尔托夫的名言——基本的和本质的是：用电影来认识世界13。然而，纪实与虚构的战争在纪录片诞生伊始就从未休战。起初的纪录片的虚构之风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倾向齐头并进的。14到“宣传员”格丽尔逊的时代，“蒙太奇加解说”的纪录片的结构形式的发展完全成熟。作为与后期的弗拉哈迪相对照，格丽尔逊超越了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他要让人们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到眼前的生活上，转到家门口发生的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上来，关注社会和下层百姓。但是当“格丽尔逊模式”发展的太完美的时候，后来在技术上坚守“格丽尔逊模式”的人恰恰忘却了伟大的格丽尔逊精神。模式本身超越了内容，纪录回到了“格丽尔逊模式”诞生的单一初衷上去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支配一切手段”，“台词电影便成了斗争的工具”。15解说覆盖了影像，理性蒙太奇支配了思想，虚构的剪接伪造了真理。巴赞因此质问：电影是什么? 纪录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但电影的本性是与之相对立的。观众会产生错觉，“观众看到由解说词贯穿起来的分散的事实，却误认为目睹了真实的事件过程。”16巴赞由此进一步展开了他的“查利神话”的意识形态分析，《大独裁者》中的查利·卓别林身上集聚了太多的集体潜意识，潜意识在隐秘和强烈相互同化过程中，推动了“神话”内容对观众的浸染，神话原型革命性地构造出受众，情感也因此发生难以把握地激变。
这一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在中国早期纪录片中表现极为明显。虽然80年代纪录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或多或少带有此类印记。特别文革前后的新闻纪录影片，个体的生命情感被彻底湮灭，全篇充斥着病理性的狂热情绪色彩。“道德说教”式的解说词填满了影像的背景，也填满了受众的思想。纪录违背了自身的基本精神，但不是因为所说教的道德，而是说教本身。凡说教，都或多或少具有集体表象性质。人类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集体表象是异化的表现，它的感情表达方式是病理的，创造出一种类似“音乐情绪形态”的传播情境，是一种“巫术表现性”而非“审美表现性”。这种集体“凭想象来思考，这些想象通过联想作用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出来，而且从未有任何理性的力量来检验一些这些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17狂热地解说说教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集体”，个人的特殊后天习性被抹煞，个性消失不见。种族无意识冒了出来，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这种集体从不渴求真理，他们需要的只是错觉和幻象。虚假的表象比任何真实的纪录更为优越。80年代的纪录片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文革前后新闻纪录片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表述方式，观看纪录片宏大叙事的过程成为一次集体认同的“革命的庙会”，“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所建构的支配治理关系在这一仪式里得到确证和强化。
二．纪录的“阿基米德之点”
纪录的危机就是人类遭遇到的危机。现象学植根于救赎现代人精神的危机。生命在被“还原”为“单子”的我
关键词：纪录片 现象学 个体化 生命
时间说选择纪录片就是选择它的独立立场1；陈虻说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作为 《生活空间》的理想2；李红不是在为她们，是在为自己3；吴文光称自己的纪录实践是“个人化写作”4；蒋樾要通过纪录“打通到人心的路”5；陈为军要拍的是“经受磨砺的生命”6；朱传明是想“拍出很温暖的东西”，看到“一览无余的人”。7几乎所有的当代真正的纪录人都在用“个人化”镜头瞄向一个目标：生命。
“个体化”一词成为当代纪录运动中生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吕新雨认为，90年代以来，纪实手法本来是作为先锋的矛头出现的，后来却成了盾牌，再后来成为技术行为的展览，盾牌后面作为思想者的“人”却消隐了。“个体化”成为继“真实”之后的另一个响亮的抵抗话语。8可见，90年代的纪录片自觉地走上了“现象学悬搁”的道路。当纪录“悬搁”了存在和历史，历史教授我们的对世界的种种观念、思想、理解被排斥出前提和出发点，对自然界和人的世俗存在的信仰就被置而不论，所有的判断被立刻中止，生命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相同的“单子”，“其他人是为我地在那里”9。所有的生命在纪录世界里拥有了同样的宗教尊严，一个空空的躯体通过“立义”而被赋予灵魂，被激活，成为一个对立在我的面前，有着同样灵魂本质和自我本质的生命。当代中国个体化的纪录实践高扬着生命精神，“从被视为现象的具体世界开始，通过后者向本己之物，向一个内在超越性世界的独特本原的还原，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个原本的世界”10，被压抑许久的生命意识在先验还原后的“希望之乡”里“苏醒”。生命看到一个超越了“客观世界”和“科学世界”遮蔽的“生活世界”。
一．纪录：对生命的信仰
回顾纪录的百年沧桑，纪录诞生的动力就是对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坚定信仰。这是纪录伟大的传统。这也是巴赞所谓的纪实电影的“木乃伊情结”。摹写现实、保存现实就是与时间抗衡，使生命永存。我认为巴赞的这一理论实际明显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在《人论》里我们看到了布列斯特（James Henry Breasted）的有关金字塔铭文一段文字：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纪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经文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一个敌人声上。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11生命永存的理想和信仰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死亡都被否定和蔑视。纪录就是这样一种否定死亡的方式，是不以约束和强制的方式，对生命的礼赞。当代中国纪录运动的精神就是发现并力图证实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人公都必须死去，但陈为军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这部纪录片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12
这种生命的力量我们在“专题片”中从未见过。寂静的生命之音与意识形态强音的对话贯穿了纪录的历史。巴尔诺把纪录的历史开端定格在电影诞生的时刻，从卢米埃尔、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伊文思、格丽尔逊等先行者到今天的让·鲁什、怀斯曼、鲍勃·康纳里、小川坤介，纪录用“活动的影像”坚定地诠释着维尔托夫的名言——基本的和本质的是：用电影来认识世界13。然而，纪实与虚构的战争在纪录片诞生伊始就从未休战。起初的纪录片的虚构之风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倾向齐头并进的。14到“宣传员”格丽尔逊的时代，“蒙太奇加解说”的纪录片的结构形式的发展完全成熟。作为与后期的弗拉哈迪相对照，格丽尔逊超越了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他要让人们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到眼前的生活上，转到家门口发生的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上来，关注社会和下层百姓。但是当“格丽尔逊模式”发展的太完美的时候，后来在技术上坚守“格丽尔逊模式”的人恰恰忘却了伟大的格丽尔逊精神。模式本身超越了内容，纪录回到了“格丽尔逊模式”诞生的单一初衷上去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支配一切手段”，“台词电影便成了斗争的工具”。15解说覆盖了影像，理性蒙太奇支配了思想，虚构的剪接伪造了真理。巴赞因此质问：电影是什么? 纪录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但电影的本性是与之相对立的。观众会产生错觉，“观众看到由解说词贯穿起来的分散的事实，却误认为目睹了真实的事件过程。”16巴赞由此进一步展开了他的“查利神话”的意识形态分析，《大独裁者》中的查利·卓别林身上集聚了太多的集体潜意识，潜意识在隐秘和强烈相互同化过程中，推动了“神话”内容对观众的浸染，神话原型革命性地构造出受众，情感也因此发生难以把握地激变。
这一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在中国早期纪录片中表现极为明显。虽然80年代纪录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或多或少带有此类印记。特别文革前后的新闻纪录影片，个体的生命情感被彻底湮灭，全篇充斥着病理性的狂热情绪色彩。“道德说教”式的解说词填满了影像的背景，也填满了受众的思想。纪录违背了自身的基本精神，但不是因为所说教的道德，而是说教本身。凡说教，都或多或少具有集体表象性质。人类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集体表象是异化的表现，它的感情表达方式是病理的，创造出一种类似“音乐情绪形态”的传播情境，是一种“巫术表现性”而非“审美表现性”。这种集体“凭想象来思考，这些想象通过联想作用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出来，而且从未有任何理性的力量来检验一些这些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17狂热地解说说教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集体”，个人的特殊后天习性被抹煞，个性消失不见。种族无意识冒了出来，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这种集体从不渴求真理，他们需要的只是错觉和幻象。虚假的表象比任何真实的纪录更为优越。80年代的纪录片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文革前后新闻纪录片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表述方式，观看纪录片宏大叙事的过程成为一次集体认同的“革命的庙会”，“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所建构的支配治理关系在这一仪式里得到确证和强化。
二．纪录的“阿基米德之点”
纪录的危机就是人类遭遇到的危机。现象学植根于救赎现代人精神的危机。生命在被“还原”为“单子”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