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交流起来毫无困难，但与售房人之间在有翻译的情况下还是很不顺利。
《聋》片除了以手语为母语以外，还有聋人们的手语陈述表达出复杂的故事情节与哲理思考，聋人之间流畅、生动而性格突出的手语交流，以及手语老师克洛德对手语的介绍无不展示出作为独立语言的手语的高超表现力。在一些地方字幕出现了留白，这时演员的手语让观众体会到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两位观众的感受：
……一个手语的世界，它要求导演对纪录片的相关要素进行反思。所有手语都配有英文字幕，但文本好像只提供了他们表达的一部分：男女老少们以他们优美的姿势与面部表情，展示出如此的表现力与个性，以至于少有职业演员能与之媲美。这些奇观部分在于手语本身……21
《聋子们的国度》向我们对纪录片与电影制作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向我们展示了自己交流手段范围的局限。22
作为纪录片，影片也如实地记录下了观点不一的聋人。如一位女青年就认为手语的表达不如口语生动，表达的复杂程度也不如口语，但她仍然是把手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去比较的。同时也有一位女青年向观众展示一些有趣而复杂的手语：想入非非、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口齿不清等等。此外，许多聋人出场时第一句就是“这是我的手语名字”，手语姓名在《无》片则中是没有的。影片的高潮则是异国青年聋人之间的交往，然后是克洛德的讲解：听人以为手语是国际性的，大错特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手语……最后他还自豪地说不同手语间可以很快建议沟通，而听人却不行。
通过对手语的再现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部影片的不同：《无》片刻意美化手语，但实质上否定其独立性；《聋》片则强调聋人之间存在着完善的交流系统，交流的困难只存在于他们与非聋人之间，而这种困难与操不同口语的听人之间的交流困难没有不同，正是在此基础上，导演不厌其烦地展示聋孩子们困难地学习讲话，才给观众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
……我对片中孩子们被强迫学习说话很吃惊，我的老师说这是真的……于是我开始将这部片子推荐给那些聋孩子的家长，让他们千万不要为了使他们的孩子变得所谓“正常”而强迫孩子学习说话。23

四 文化返助还是文化霸权：文化交换的实质

必须一提的是，对于《无》片本身的读解其实也不同。一是将它看作一个正常人帮助聋人，正常人也顺便受到了感动的故事，持这种读解的主要是官方色彩较浓的报道、多数学者的影评以及普通观众的观感；另一种是看成一个残疾人帮助正常人的故事，持这种读解的主要是影片主创人员和部分学者，特别是王一川。王一川在评论中提出了“非常人对正常人的文化返助”，认为影片展示了一个双方之间文化价值的交换，而“双方的文化交换是不对等的，文治给予残疾学生的要少于后者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与正常人扶助弱势的非常人这一通常情形相反，在这里，恰恰是非常人反过来和返回来扶助正常人，从而出现文化返助”24。这也是作者表现平等的主要方法。本文必须对此加以分析。
首先，双方交换是否是不对等的。从整个影片的分量比来看，即使不对等，也是文治给予得多，而且后者给予他的始终是一种回馈和报答，正像前面那位大学生观众所说的，文治的关心和帮助，赢得了孩子们的爱戴与尊敬。如果说作者要表现的是一个文化返助的故事，那么至少从观众的感觉上来说是不成功的。


其次，代表正常人出席这次交换的文治是一个因嗓子息肉而成不了歌手的“准残疾人”，也是个“伪正常人”，正如王一川在对文化交换进行描述时，最后一句是：“……而文治帮助张彻和薛天南；薛天南等为文治拍摄MTV，使文治重新歌唱，像正常人那样”。
最后，考察一下双方交换的具体内容，就不难发现掩盖在双方文化交换表象下的非聋人文化霸权的实质。如果交换来交换去的东西都是正常人的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正常人对聋人的想象。那么这种交换本身就不存在。
文治首先带给聋孩子们的是什么呢？是对有声世界的向往。这是第23场的课堂教学戏：
八音盒从老师（文治）的手递给学生，八音盒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他们在努力“听”着，小心翼翼的传着。文治问：你们谁能想象出音乐的样子？赵越：音乐就像一副山水的画，显得非常的美丽。刘艳：音乐的高低起伏就像流水一样非常优美，非常奇妙。薛天南：音乐是像花开的声音吗？……
如果还不能看出这一行为的实质的话，那么当聋孩子们送他吉他后，他为报答他们所写的歌词是：
……（无法）让你听见最美的声音，那是我的遗憾，我的兄弟，我的手；让你看见最远的路，那是我的心愿，我的姐妹。……
文治把自己的价值取向推而广之，以一副拯救聋人，给他们带去光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的姿态出现。正如胡克在影评中写到的：“不知是否作者本意，他（文治）被设计得高高在上，总是以教育残疾人的面目出现，这种健全人的优越感让人看了不舒服”25。而这个文治正是引导观众进入规定情境的人物，他代表着观众的认同，是观众自我投射的对象。因而这种优越感就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观众，完成了观众的梦。其他的交换也如出一辙，文治因嗓子息肉而灰心丧气，摔坏了吉他，聋孩子们给他买来新吉他，这时的旁白字幕是：“吉他犹如圣物／穿越一双双聋人的手／在一个风雨将至的清晨”，与前面传递八音盒的场景相映成趣：都使用了来自头顶的大俯拍运动镜头，这个镜头视点被称为“上帝视点”，它与整部影片的文治主观叙事视点相联系，可以认为这个上帝就是文治或者文治是这个上帝的使者。文治接下来的报答是教她们跳舞，并在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然后是学生们当“听众”给这个准残疾人开音乐会，文治在那里向他们描述自己的歌手梦。而他帮助过的薛天南则替他拍MTV，圆他的歌手梦。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音乐和有声世界的图腾崇拜，哪有什么文化交换呢？也许在这里回过头来看看《聋》片中的聋人们的陈述会很有意思：
我家只有一个听人……我们在家都用手语，我第一次带上助听器时…那感觉真是古怪，那椅子的噪音…真可怕！到处是噪音…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喧闹声…甩门声…我简直晕了！太可怕了！回到家，我摘下助听器，那一片寂静…真是解脱！老师让我一直带着，还得不断地去医院，他们总说，“你会跟别人一样的”，我相信过他们，助听器对有些人是有用，但对我没用。
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文治给予聋孩子们的是什么呢？就像王一川所说的：
对于非常人负有高度责任感和深切同情心，是文治的主要价值或价格，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如下行动上：关心并跟踪想当警察的张彻，直到为张彻的安全挺身而出；教这群想当明星的“安静女孩”跳舞，使她们享受到正常人才能享受到的文化娱乐……
从暴力歧视到同情，确实有所不同，但在文化观看来，其中的实质都是歧视，因为都是建立在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持病理观对待聋人。这种同情进步的本质，就是从对异己的打击、排斥与忽视，进化到为异己与自己之间的差异而惋惜，进而关心、帮助他们实现向自己看齐的理想。因此，文治的同情和帮助就集中地表现在那句旁白字幕：“美好的愿望都有实现的可能，文治要证明给张彻看。”这种美好的愿望就是像正常人那样（在这里，它与《漂亮妈妈》中的孙丽英没有区别）这种帮助实现正常人之梦的高潮，也是全片的高潮，就是文治教“安静女孩”跳舞，并“以正常人的身份”参加比赛，使她们实现了做正常人的梦。当她们夺得了第一名，评委与观众知道她们的聋人身份后爆发出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