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掌声，对她们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了与非聋人一样的目标表示由衷的赞叹与感动，而随后的校园新闻以此“证明聋人并不比普通人差”。正象胡克所看到的：“编导的设计是，现场观众甚至评委也没有看出她们是聋哑人，这未免过于神话化，也与全片重纪实的艺术风格不大协调……编导不必按照健全人的标准要求她们。”但或许胡克没有看到的是跳舞的文化象征意味：一群聋人在按照“正常人”给定的音乐跳舞。而且导演还安排了一个好莱坞似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跳舞过程中刘艳意外摔倒，音乐噶然而止，队员们不知所措，气氛紧张万分，文治一遍遍用嘴唇清唱，帮助她们重新找到节拍，又欢舞起来。最后是对此的嘉奖，这与《聋》片中的聋人手语歌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是一片无声的世界，聋人们是按照自己的节拍自如地“演唱”。中间一出聋人的哑剧表演虽有音乐伴奏，但这是真正助兴的“伴奏”。


胡克还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王一川在对文化交换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提到的：“影片编导者所精心构建的文化交换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理想的，是处于当前并不令人如意的现实中的人们，对于理想的古雅而优美的现实的一种文化想象”。可以说影片正是编导设计的一个理想，他提出了他的解决聋人问题的方案，第一是残疾人自己努力，以融入主流社会，就象胡克所说：“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成为健全人表现残疾人题材影片的重要主题，这部影片也不例外”。第二就是爱，就是互相关爱和帮助。跳舞获奖就提供了依靠这两个手段实现理想的虚幻范例。这里就产生了双重言说，即依靠自己超乎非聋人的努力与相互关爱就能实现梦想（不管这个梦想是什么），从而掩盖了制度上是否不平等的问题，换句话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聋人能不能特别努力，而是该不该特别努力、特别努力是否公平的问题。于是话题又回到病理观上了，他们认为聋是一种天灾，不幸降临到聋人身上，解决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与不幸的命运搏斗，再加上非聋人的帮助与施舍，克服困难；而文化观则认为“听”不是天经地义，聋人不可否认的生活困难并不是因为“身有残疾”，正如在《聋》片中看到的，他们在自己的圈子中没有障碍，他们的困难来自于这个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则以及奉行的价值观是按照听人或其它“正常人”设计和制定的，而聋人存在的心理问题也不是因为他们身体的“障碍”，而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不公平以及非聋人的文化压迫。从《聋》片中似乎可以设想出，假如这个世界是以聋人为中心，按照他们的生理特点来制定规则，那么他们什么问题也没有，有问题的可能反倒是听人。因此，与其说是对残疾人的照顾和帮助，不如说是因为对规则制定不公平的一点远不解决问题的补偿。《无》片的定位使它不可能对现存体制构成挑战，它的策略一是前面说到的将问题推向体制外，另外就是对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困难轻描淡写，例如郑洞天就注意到影片“对于这些行将中学毕业走上社会、又处在青春期的特殊孩子来说，他们对别人、对社会、对自己的未来，不会没有比现在影片中复杂得多的考虑。对此，影片基本采用忽略政策……而我们所期待的，比如薛天南没被美术学院录取后她还会做什么？比如要是安静女孩在新人舞蹈比赛上没有得到第一名又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心中偶像中国第一哑探牺牲之后，张彻有没有重新设想自己的人生？在经历了一连串事情后，老师和学生之间难道还停留在彼此做好事的关系？……这不仅需要用爱心描述他们的困境，更应写出他们绝不比我们简单的诗情。”事实上，他不得不忽略，否则他的体系就坍塌了。
我们最后来分析对文化返助立论最重要的一点：聋孩子们给予文治的精神财富。这已经不困难了，因为他们给予的是残疾人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与命运搏斗的精神以及互相帮助的爱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是与文治的同情相对应的聋人的“文化价值”。正如前述，文治是一个准残疾人，他使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一本连环画，写一个60年代的美国白人因病变成黑人后，她所经历的困境和心理冲突。文治就像这位美国人，不同的是，那位美国人开始了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反思，而文治则成了推行非聋人价值观的代表，而自认为不幸的他发现还有比他更不幸的聋人，而且没有灰心丧气，于是深受感动，也获得了自信，一起向正常人靠拢。这种爱心实质是一种相互同情，共同的基础是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认同，并完成着听人对他们的角色期待。正像薛天南写信给文治向他介绍自己的经验：“老师，看得出，你肯定有非常不愉快的事藏在心中。我的经验是要想开些，学会从中发现快乐。”
聋人演员也许是在演绎自己的故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创作。但是，一方面这是一部诗化的故事电影，导演为追求平等而力图挖掘他们身上的美来加以表现，什么是美则是导演决定和引导；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在导演要求他们表现出美来的时候，他们对美的理解只能是他们生存其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意识形态构建了他们的主体性，他们只能表现出符合特定希望的角色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表现出充满理想、自强不息时，也是一群找不到缺点的孩子，除了刘艳的经信（它的另一种解读是善良）和张彻嫉恶如仇到了不顾危险。


聋子们的国度》没有写一个聋人帮助非聋人的故事，而是通过记录聋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不依赖于主流文化的独立文化，因此才有克洛德谈到家中有了聋孩子千万别抛弃，“只需把危险向他讲清，像汽车什么的，如同听人孩子一样，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也才有了对聋校孩子们个性生动的展现，他们是群普通的孩子，也贪玩、也任性、也好强。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文化返助的事。但仔细筛选一下，就会发现聋人眼中的“文化返助”。克洛德谈到他的女儿生下来就能听，起初他非常失望，因为他一直想要一个聋女儿，一家人交流起来才方便，可他还是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听人女儿，这与前面抛弃聋儿的听人夫妇形成鲜明对照：聋人能容忍听人，听人却不能容忍聋人。克洛德在谈到今天仍有学校禁止手语时，他猛烈地抨击了一种制度：“现在我们为掌握双语而努力：手语和法语，……但在学校里，总是那些听人，掌握权力。”我们知道，学校的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的集中体现。他们掌握法语是为了与听人交流，对他们自己并无必要，而听人努力去掌握手语的却很少，甚至包括聋人的家属，例如一位聋人是家中唯一的聋人，她的哥哥、父亲根本不想学手语，父亲只会一句她所在的聋校的校名“圣詹姆斯学院”，而母亲虽想学，却又怕太难，不愿付出代价。这正是聋人的巨大牺牲，正像影片展示的那样，聋人学会说话很困难，所付出的精力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在其它方面又造成了不平等。一位中国聋人说到：人们总认为聋人文化水平低，其实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学习讲话上，而南方一些老年聋人文化水平就很高，因为解放前那里的一些聋校由聋人任教，不教口语26。

五 小结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伴随着被一些学者描述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文化领域也是纷繁复杂、频繁交流，国内外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努力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进而谋求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电影是这些力量争斗的战场之一。
就《无声的河》而言，它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它的英文献言概括出来：This film is dedicated to the hearing impaired.（此片献给所有聋人）。首先它表示了对聋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消除了某些对聋人不必要的偏见和误会（如在智力和心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