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难经》对脾胃病证的病因病机也有一定的认识。认为脾胃病的病因归纳为六淫外邪、内伤情志、饮食劳逸等。如《素闷·本病论》日：“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建立了脏腑病机纲领。十九条贯穿了藏象理论，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还以十九条作示范，阐述了辨证论治的总则。《内经》对脾胃病的症状也有一定的描述，认识到脾胃主要病症有脾胀、脾泄、脾咳、脾瘅、脾痹、脾风、脾疟、肉痿、脾约、脾积、慢脾风、脾疳、胃胀、胃咳、胃痈、哕等以及脾胃经脉循行病症(是动病，所生病)。《内经》还提出脾胃病的治疗原则，而《内经》治脾用药的实例仅有兰草(佩兰)汤化湿清热治脾瘅。同时《内经》还讨论了脾胃论治某些疾病的方法。如呕胆证，用降胃利胆的治疗方法。

1．3《伤寒杂病论》首次确立了脾胃藏象辨证论治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伤寒杂病论》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说明重视脾胃之气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景对脾胃学说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治疗学，将理论和方药融合起来，在《伤寒论》113方中约四分之一涉及脾胃。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张仲景也从调整脾胃人手，有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7条中有5条均为调理脾胃之法。可见《伤寒杂病论》从辨证、治疗、预后等几方面阐述了脾胃藏象理论。

2魏晋隋唐脾胃藏象理论的发展

魏晋隋唐，随着病因学、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不少临床医学的相继问世，对脾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从各个方面发展了脾胃藏象理论。

2．1《诸病源候论》开拓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病证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以脏腑为核心论述病机，其中专列“脾胃病诸候“，开拓了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病证的途径，也是脾胃病理学的最早记载。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又如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引用该书内容很多，并依据其证候．拟定脾胃治法，创造不少著名方剂。

2。2孙思邈进一步强调脾胃虚实证治唐·孙思邈《千金方》，分别论述脾胃虚实证治，提出“五脏不足，求于胃”的论点。强调调治脾胃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治”。并按脾胃疾病的治疗方法，收集调治脾胃专方180余首。同时孙思邈还介绍用针刺和艾灸的方法治疗脾胃病证。在自我保健方面，孙思貌对食疗调理脾胃十分重视，认为“食能排邪安脏腑”“食不欲杂”，并撰“食治”专篇，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王焘撰医方类书《外台秘要·序》，究脾胃治法源流而言，确实收集了唐以前的许多见解和经验，大大发展丰富了脾胃治法和方药的内容。所以，后世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人所见不广，用药不神。”

3宋金元藏象理论的充实

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医学书籍大量刊行，医学研究理论深化；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劳役、饥锇等因素而致疫病流行，内伤、虚劳病13益增多，促使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医家对内伤、虚劳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病症论治展开研究，使得脾胃藏象理论更加完善。

金元时期是脾胃藏象理论与治法系统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学术争鸣风气极盛，中医流派逐渐形成时期，各个医家从不同的临床实践角度，不同的临证体会，各自总结所特有的学术见解和治疗经验，促进脾胃理论与治法的系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