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精神病患者；求医方式；影响因素

        求医方式(help?seeking)是指某个人在感觉到自己已患病或不适时，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寻求医疗照顾的行为方式。由于受疾病的症状、个人的性格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精神病患者的求医途径及机构会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精神病患者求治行为的概述，使我们了解精神病患者的求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便寻求解决措施，从而使患者和家属及早选择专业治疗。这对减轻精神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避免患者、家庭和社会不必要的人力及经济损失有现实意义。

　　1 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概况　　

　　国内精神病患者在出现精神障碍时选择的求医方式有：（1）在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诊治；（2）在精神专科医院诊治；（3）求助于迷信、巫术；（4）中医、中药诊治。有研究表明［1］，80年代及9０年代患者的求医方式相同，依次为（1）～（4）。国外精神病患者的求医方式主要有：（1）求助于全科医生；（2）求助于非正式机构，如宗教等；（3）求助于精神卫生机构，如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患者多数首诊于非精神科，这一点国内外都有相同的认识。张静等调查显示［2］，95.92%的抑郁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伴有躯体不适者则全部就诊于非精神科。杨德森等研究发现［3］，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机构者近2／3。杨福收等报道［4］神经症患者全部在非精神卫生机构就过医，仅有21.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最短时间内直接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这类患者多数因冲动、攻击、伤人、毁物，家属无法控制而求治，其余患者则反复在综合医院就医。Priest等报道［5］精神病患者主要求助于家庭医生而较少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治疗。在美国东南部调查显示［6］，患有PTSD的老兵在1 a内平均有7次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但平均有18次到内科诊所求治，到非精神卫生机构求医是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2倍多。在加拿大研究亦发现［7］，华人家庭常把精神病患者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至病情严重恶化才向西医求助，而最后到精神科求助。精神病患者在最终到专科医院求诊前，多经过了曲折的过程，症状长期得不到控制。患者缺乏正确医疗导向、不知该到何处治疗和不情愿或根本不相信自己应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结果延误了病情，耽误了治疗的良好时机，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增加了患者的痛苦。黄鹏钧等［8］调查了70例最终就诊于精神病医院的抑郁性神经症患者的求医方式显示，40%的患者有三个以上的求医处所，在转诊前多数患者辗转于各综合医院，求诊10次以上者达77.1%，54.3%就诊时间≥6 mo。杨德森等［3］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家属发现病情到首次求治，平均延误约3 mo，68.7%的患者拖延≥1 mo，从发病到首次看精神科平均在病后约4 mo；近3/4的受试者在求助于精神科前后曾求助于各种非精神科机构，其中主要为迷信治疗。而中医作为国人广泛应用的一种传统疗法，却极少被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仅占首诊的6.3%。越是偏远地区的患者，选择到非精神科治疗者越多。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神经症患者多求医于非精神科。如求治于综    合医院、中医院、烧香磕头等。另有研究表明［1］，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科首诊前求治于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显著增多，但迷信、巫术仍是应付精神疾病的手段之一(4.46％)。由此说明患者的求医方式仍有误区。

　　2 影响求医方式的因素

　　有研究表明求医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受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亚文化环境、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个人经历、对症状的感知、评价、态度、居住地与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以及性别年龄、个人的人格特征等。

　　2.1 求医决定者的文化程度与文化背景 

　　精神疾病有其特殊性，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自知力，求医决定往往由陪护人作出。有人报道［9］约90%患者的求医行为是由其监护人或亲友决定的。决定者文化程度越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的可能性就越大。杨德森等［3］研究显示，85.2%的求医决定者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而延误求医，90.9％首诊于非精神科的自报原因经分析是缺少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国外研究显示受教育年限≥12 a的监护人多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治［10］。文化水平较低的求医决定者，相对缺少医学知识，尤其是精神病学知识，一旦家人患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精神卫生服务机构，而选择他们较为熟悉的、求助便利的迷信等民间治疗［11～14］。Dale等报道苏丹、菲律宾的精神病患者半数求助于宗教治疗，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精神病患者求治于宗教的分别为25.0%和91.0%［15］。提示文化水平及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求医方式也不同。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普及精神医学知识宣传与教育，是改善精神病患者到精神病专科求医状况的重要手段。

　　2.2 病情 

　　精神病包括的种类多，症状丰富，主诉症状包括失眠，情绪低落，躯体不适、妄念、怪异行为、幻觉、言语和思维错乱以及情感冷漠等。患者的起病的形式、症状、自我感觉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均有差别。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患者的求医方式。抑郁症和神经症患者患病后逐步体验到各种症状带来的不适，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患了某种躯体疾病，往往通过一系列程序主动或被动寻求医疗服务。CM Shaw, F Creed等［16］对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80%的患者是因躯体不适去看医生，而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医行为的研究发现，非急性起病、以“内隐”症状为主、被认为是“躯体疾病”者，多就诊于非精神科中西医。起病急、以“外显”病状为主、被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多求治于精神科。被认为是“鬼神附体”或“搞不清病因”者多求治于迷信宗教等治疗。另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由家属送来住院，而神经症患者则家属劝说及自已主动求治于精神卫生机构为主。精神疾病起病形式、临床表现等因素均可影响患者的求医方式。

　　2.3 获取医疗服务的条件 

　　患者不求助于正式医疗机构而多选择亲友、家庭医生或民间治疗师，主要是后者为求治者所熟悉，求治方便，花费少。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居住农村、到精神科就诊距离远者，多首诊于迷信等机构，反之则多首诊于精神科，这表明求医方式与医疗服务的获得性确有关系。刘铁榜等报道［17］，农村神经症患者总就诊率仅52.5%，而求治于精神科的仅7.5%。另有研究［1］显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求医方式中前往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及其精神专科主动求治的人数增多，差异有显著或极显著性(P<0.05或0.01)；对疾病被动姑息者显著减少(P<0.01)。90年代迷信、巫术有减少趋势(P<0.05)。这可能与我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入，进入90年代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就医条件改善及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使人群对精神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关。与国外相比，发达国家投资较多，人均获得治疗费用较高，医疗服务机构较为完善，就诊率偏高。我国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特别是基层精神科医生较缺乏，给患者求医造成一定的影响。

　　2.4 社会态度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不愿意被歧视，不愿意与社会脱离。而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有种歧视的态度。所以患者求医就有所顾虑。黄鹏钧等［8］研究显示，54.3%的患者对就诊于精神病医院有顾虑，其中45.7%的患者认为自己不是疯子而无需到精神病医院求治。国外也有报道社会的态度如歧视等影响了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卫生机构治疗的方式。在高层次人群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会因歧视而不去求治或选择非精神卫生机构求治，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也有这种情况。Reidar Tysen等［18］研究年轻的医生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