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学界对哈耶克思想的批评与挑战者中，约翰·格雷（John Gray）最引人关注。在研究哈耶克思想的学术圈内，格雷是公认的权威。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耶克在生前，曾把他最后的、并可谓其一生理论探索之思想结晶的《致命的自负》在出版前就交与格雷审阅。就是这位被哈耶克本人生前称之为“对我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描述，不但完全理解了我的思想，而且能在我停下来的地方将其推向前进”的格雷，在哈耶克刚刚辞世后数月，在苏黎士召开的哈耶克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及以后，对哈耶克的思想和社会理论进行了激烈、尖刻且全面“建构主义”的否定与批判。

笔者以下仅就格雷在近几年中对哈耶克的理论挑战做一些“原汁原味”的引介，而不加任何个人评论。至于格雷对哈耶克学术观点的批判是否站得住脚，这里留给读者去评判了。

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及其认识基础均是错误的

在1984年出版的《哈耶克论自由》[1] 中，格雷对哈耶克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做了较深入的理论评述，由此赢得了格雷本人在学界的学术声誉，并致使哈耶克本人在生前把格雷视作为学术知音。在这本书中，格雷对哈耶克的赞誉之处颇多。格雷曾把哈耶克描述为一个康德主义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还说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至深。然而，从哈耶克晚年的自叙中可以断定，格雷显然主观臆断了哈耶克理论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另外，格雷对哈耶克思想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关系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在这部著作第一版中，格雷曾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并非常准确地辨析出了该理论的三个基本点：“看不见得手”（的演进机制）、默会和实际知识（tacit and practical knowledge）、以及传统的自然演进。从这部书第一版的整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格雷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在这部书1998年第三版的“后记”中，格雷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及其整个社会理论和哲学基础则基本上进行了全面地否定与批判。

格雷对哈耶克理论的全面挑战，首先是从哈耶克理论进路的知识论层面上着手的。在理论层面上，格雷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秩序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面相上来说实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哲学一种“回光返照”。格雷认为，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两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说，格雷认为，我们并不知晓与达尔文生物进化相类似的任何文化进化机制。从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论来说，它之所以是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它不能界定文化进化的单元是什么。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进化单元并不是生物种类，甚至也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或者说基因链。那么，在社会领域中，哈耶克所说的文化进化的单元是什么？并不清楚。照哈耶克本人看来，文化进化的社会单元似乎是社会群体。然而，格雷认为，在社会体系中，将社会群体及其习俗和传统分割为单元个体而进行评估是极其困难的。

即使绕开这一问题，格雷又发问道，如果文化如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是进化的，那么，进化的标准与尺度又是什么？如果把社会群体的沿存及其成员数量的多寡作为文化成功的标准的话，那么，覆盖众多人口的华夏文化、印度文化和非洲文化岂不是比覆盖相对数量较少但具有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的人口的欧洲文化更先进？因此，格雷认为，尽管哈耶克在其晚年的许多著作中从竞争和社会实践中的自然选择之角度对文化进化有过大量论述，使其好像有一个辉煌的文化进化理论，但在实际上，他只是提出了一种科学的隐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格雷还进一步认为，由于哈耶克仅仅依赖于“群体选择”这样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使他忽略了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体制出现和消亡上的历史偶然事件。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哈耶克文化进化论中的这些问题，自然会影响到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自1992年在苏黎士召开的哈耶克思想国际讨论会上，格雷就开始断言，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概念并没有唯一、清楚和连贯的含义，而是许多独立论题的“杂合”（an eclectic conflation）。[2] 而这些论题，或者是问题百出，或者明显就是错误的。譬如，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自发秩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其他生物种群、自然现象如星系、磁场、晶体等等之中。因此，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秩序”除了意指某种自我复制的结构外，究竟含义是什么，并不清楚。然而，很明显，哈耶克是在“不含价值标准”（value－free）意义上用“自发秩序”来称谓和解释所有自我调节系统的。但是，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良益的，仅仅是非设计的、相对稳定的、并能够在一定时间里能自我复制就够了。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只要有人们交往的协调现象存在，不管是在战场上、监狱中、集中营中，还是在犯罪团伙的交往和竞争企业的价格战中，只要人们的活动不是由计划和单个人的意志来协调，而是出自习俗或惯例的自发调节，就会有“自发社会秩序”。因此，“自发社会秩序”应是一个不含道德评判的概念。既然如此，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自发秩序”决非仅仅是被用作一种解释和比喻的价值中立的概念，或者说哈耶克只是在实证社会理论的意义上使用它。事实上，哈耶克的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的规范意义。因为，照哈耶克看来，只要人类的经济生活是通过一种自愿交换的网络来实现的，所有成员的福利就都会得以增进。很显然，根据哈耶克从其阐释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性的知识论中，所衍生出来的自发社会秩序的理念，人们自愿交换的网络中所产生的人类活动的协调，要比任何通过人为理性设计和全面计划的社会安排更为优越。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中，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根据对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这种理解，格雷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套法律规则 —— 如能强制实施的产权及契约条件，市场过程作为一种自发秩序可能并不能比黑社会更有社会益处。哈耶克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格雷认为，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之谬误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从由市场秩序的法律框架所支撑的作为一种自愿交换体系的市场过程的良益之处，错误地推论到这一法律框架本身也是由一个自发过程而来的，从而也是一种自发秩序。格雷认为，如果按哈耶克的思想而相信法律规则及法律体系也有一个进化选择过程，那将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理论幻觉，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哈耶克误解了资本主义的原生过程

在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反思性地批判之后，格雷又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指出，哈耶克思想的偏激方面，部分源自他对资本主义原生过程的错误理解。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演进发展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然而，照格雷看来，正如卡尔·博兰尼在其名作《伟大的转变》（1957）中所陈述的那样，自由市场体制并不是来自“自发的发展”，而是经由国家政权所人工制造出来的（artifacts of state power）[3] 。譬如，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市场就是国会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经由一个强权政府的法令（fiat）而建构出来的。因此，格雷认为，英国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无计划渐进变迁结果，而是强势政府的设计物（resolute statecraft）。

从史实来看，格雷认为，在英国“圈地运动”时期，一些产权被创造出来，一些产权也被废除了，而在过去内生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