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及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要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这并不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必然会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急于让人民生活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卡达尔经济政策失误的重要根源。

卡达尔的务实既是他的长处，也导致了他的错误。他一贯主张"少说多做"，这种品质既成就了他的事业，也导致了他的遗憾。他坚信"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生活好了，生活就会稳定，而没有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相对的。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第三世界工业化创造的机会和科技方面占有的优势，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调整了内部生产关系，在70年代以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东欧阵营则是依靠内部的资源，并且竭尽全力地与西方阵营进行军备竞赛，经济逐渐陷入困境。



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差距决不是小小的匈牙利靠发展生产力可以弥补得了的。陷入实用主义的匈牙利社工党只顾埋头发展生产，却没有教育人民怎样正确看待和比较西方的发展和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人民比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社会公平和保障。而80年代西方政府已是自觉地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覆盖匈牙利全境的宣传媒体、旅游、互访等方式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卡达尔希望通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来化解矛盾的努力终于没有奏效。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样生活得更好。处于东西方夹缝中的匈牙利人与西方接触的机会很多，经常能够出国旅游、接触外国人的匈牙利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西方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平等和保障，而是更多地注意自己不如西方人生活水平高的方面：西方的城市比布达佩斯更繁华，西方人的汽车比自己的更棒，西方的电器比自己的更先进。事实上，匈牙利人在80年代中期人均钢产量接近美国、法国，超过英国；人均肉、蛋、奶的占有和消费量居世界前几位，超过了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住房的增长速度也是空前的，大部分居民在卡达尔时期住上了宽敞、舒适、设备齐全的住房。这种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笔者曾亲身接触过这样一位匈牙利的普通小学教师，在卡达尔时期她有自己的住房和别墅，多余的住房出租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她们夫妇没有子女，酷爱旅游，曾去过2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欧、亚、非、北美和拉美（我相信这并不是每个美国的小学教师可以做得到的），但她在纽约、华盛顿、巴黎旅游时最深切的感受却是，自己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穷人，产生了极不平衡的心理。这种心理倒错实在令人慨叹！

80年代后期，希望享有北欧国家高福利的匈牙利人越来越多，形成风气。实际上，卡达尔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他曾调侃地说，匈牙利人只想享有西方人的生活，却不愿象西方人那样去工作。他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匈牙利人希望生活上享有西方人的水平，又不愿意象西方人那样面临就业和其它方面的竞争与挑战。希望同时享有西方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个矛盾不仅在当时，在今天同样是无法解决的。

在卡达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至今，匈牙利一大半人民住在卡达尔时代建造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享受着卡达尔时代建设带来的交通及其它便利。但卡达尔的政治遗产却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卡达尔个人的悲剧！

误区之三：政策摇摆

人们在反思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时，都提到改革不彻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价格体制不合理，特别是外贸价格体制是导致匈牙利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陷入困境；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这些问题部分是主观认识方面存在问题或就业不足造成的，部分是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造成的。

卡达尔一直不否认1968年发生的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对匈牙利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之不得不小心翼翼改革，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70年代初，苏联报刊公开批评匈牙利经济改革"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匈牙利来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以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盛行的时代，也使卡达尔不得不倍加小心。卡达尔不仅担心勃列日涅夫，而且担心得罪苏联中层领导人影响匈牙利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在改革中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71年匈牙利在经互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提议，将经互会内部关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互会内部价格参考国际市场价格，遭到了严词拒绝，万般无奈的卡达尔不得不保持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脱钩，这是导致匈牙利在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重要原因。

内部压力对改革的影响也很重要。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内部反对的声音会弱一些，如果经济出现波折，或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反对的声音就加大，社工党内部的斗争也趋向激化。



1972年春天，伴随着经互会国家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谴责，匈牙利报刊也陆续发表文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把经济体制改革说成是 "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把对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指责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到斯大林模式。

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1972年1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进行局部调整和紧缩的决定，以及1974年3月20日中央全会人事上的大换班。党内反对派的掣肘，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丧失了价格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的最佳时机。

党内的斗争和掣肘不仅影响了改革，也动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搞乱了群众的思想。

卡达尔的优点是善于团结，以善于妥协著称。但这种优点的另一面就是，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摇摆，结果就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难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无论匈牙利的改革还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功。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未能突破。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获得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有些情况下，旧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企业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利润率、价格等信号相当敏感。但国家对企业财政约束和信贷约束都是软的，企业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价格的途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企业力图通过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投入品价格提高时，又可以从国家取得补贴，80年代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相当于GDP约30%。企业的自我约束集中没有形成，在扩大投资和增加工资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

南斯拉夫在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企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却没有成果，用社会契约代替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从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颁布以后，国家在纠正"市场拜物教"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使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用自治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偏差，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即"契约拜物教"。协议和契约包罗万象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