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导入：欠发达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挑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内容提要]现代技术是特定的概念与理念，它们对应于一套与输入国判然有别的社会传统。新技术一旦强加于另一社会，且这一社会只知全盘照搬，而不进行批判性吸收并注重功能性调整，那么问题便在所难免。第一，直接的技术进口有可能威胁并削弱这一社会中的某些文化成份；第二，它可能阻碍这一社会中适应机制的发展，因为附着在进口技术上的清晰可见的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与潜藏在社会深处的欠发达的文化成份经常互不兼容，从而存在冲突。第三，这种冲突与不兼容直接在文化与社会心理上造成价值的迷惘。
（四）战略危机。信息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仅有一堆硬件显然不够，它还需要软件、程序定义、技术维持等支撑，它们至少部分地依赖进口。一旦进口的途径受阻，信息技术先前建立的一整套任务体系便无法健康运转，有时甚至陷入崩溃，因而技术输入国时时存在战略性危机的隐患。不幸的是，维系外国供应商与本国使用者之间的绳索极其脆弱，外国供应商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切断这种联系。另外，不可控的突发事件（如大规模货币贬值、外国资本突如其来的操纵）极易左右供应商的判断。如果不幸言中，脆弱的绳索真的崩断，那么再复杂、再现代化的技术系统也不过是一堆破烂。
二、 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
如何根据自身国情，鼓励、规范新技术的引进与使用，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一套相对合理的技术发展政策，这可能由如下原因造成：
第一，公共及私营部门缺乏研究经费，基础与应用研究无法开展，因而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对拉美的现实作出恰当、可靠的诊断。在确定国民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以自主、有效地指导国家沿着既定目标与方向发展等方面，这样的诊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庞大、冗杂、低效的政府体系中缺少政策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直到最近，政府才开始吸收少量的专业政策设计师，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规划。在此之前，发展项目也好，社会活动也好，几乎都没有什么总体计划，因而也就缺乏内在一贯性。虽然其中大部分创意与执行都不错，但由于项目本身的孤立性，无法融入整体性的经济体系，从而使效果大受影响。仍以墨西哥为例，尽管政府领导人都是政治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专家，但直到70年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们才开始把规划作为政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来看待，不过近年来的规划依然是局部，而非全局的，常常局限在特定的关键部门，如教育和工业发展。在洛佩斯·波蒂略（Lopez-Portillo）（1976-1982）和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1982-1988）两届政府中，这一点很明显，虽然他们制定出版了所谓的"国民发展计划"（Secretaria de Programacion y Presupuesto,1980,1983）。墨西哥受到资本全球化如此剧烈的冲击，政府却始终没能就政府行动如何适应全方位的世界发展作出清晰的、前瞻性的规划与政策回应。
第三，历史上，拉美、墨西哥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围绕一个或数个占统治地位的部门组织国民经济（如1976年墨西哥政府在石油工业基础上实施经济重组）。确定支柱产业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往往系统性地忽略那些本该值得同样重视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萨利纳斯政府推行的经济重建成功地使经济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到1993年，石油虽然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在国民收入中已没有哪个经济部门能单独占有1/3的份额。不过这样的变化可能使制定中长期国民发展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导致一系列后果：（１）每届政府都努力采取措施促进进口技术与本土社会文化的适应，但这些措施缺乏连续性；（２）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缺乏真正的技术整合。（３）技术领域的不同决策之间缺乏合理性与平衡，因而不同的经济部门或同一组织的各个分支常常为了一项与自己工作毫无关系的技术争得头破血流。
三、 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
这种脱节至少表现在七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对拉美的技术引进、发展及社会、经济、文化造成某种后果：
第一方面表现在技术的局部运用与整体经济的隔离。不同领域与结构要素孤立地生长，如同一个个没有联系的孤岛（Shaiken,1990），每个孤岛都是一群人关注的焦点，但这群人与整天在孤岛上辛苦劳作的人没有丝毫联系。孤岛与孤岛空间虽近，但很少交流，这使他们成为"遥远的邻居"。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目标与现实要求不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目标又不能在科学界的规划中得到体现，由于拉美社会对外来技术的消化、适应能力较弱，进口技术瓦解了拉美社会的技术联系机制。
第二方面发生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技术以模糊不清、断断续续的方式进口与运用，它只是少数人的福音，大部分人离它很远。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人们了解不到关于技术的经济社会功能。技术背后的文化密码使它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进口技术与本土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调适。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教育的振兴，让下一代对技术有全面的思考，真正把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第三方面是技术过程的脱节。在发达国家生长起来的先进技术经历了一系列完整的演进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输入的技术则往往是没有过程，没有联系的单个实体。发展过程的空心化使技术所联系的社会结构要素的相互配合严重错位。
第四方面表现为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拉美、墨西哥的城市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传统文化被取代，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模仿美国，至少对中上阶层来说，现代技术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物。而在农村――包括以往的农村社区与最近形成的城市移民社会――其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在农村，变化是持续的，但十分缓慢。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经常遭致强烈的抵制。这样一来，在城市中上阶层较深地卷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同时，城乡贫民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技术影响却一无所知。
这类现象，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ales Casanova,1965）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本国统治者（政治老板）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控制。城市精英集团对大众的统治使得农村社会经济上越益被剥夺，文化上越益被驯服。于是，保证大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承诺便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第五方面表现在管理与控制的现代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对立上。管理与控制是技术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欠发达社会对管理与控制的评价体系与现代性理念差距甚远，这些差距可以在时间观念、人际关系、绩效评估上反映出来。当然这套评价体系与拉美的文化传统是吻合的，也许从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角度可以说明其合理性，但这样的合理性无助于对立的缓解。
第六方面是大众对新技术的陌生感造成的心理脱节。在现代化国家，新技术与新技术所代表的事物的产生，一切都顺理成章，大多数社会成员视其为社会文化环境中和谐的成份，而传统社会的多数成员所面对的新技术是输入的、强加的，因而也是不和谐的。
最后一方面指的是抵制新技术的文化运动。对于拉美大部分人来说，运用新技术是一种威胁。进口技术的文化不兼容性使社会形成这样的观念：新技术是外部强加之物，它给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带来了灭顶之灾。要想避免，就只能靠原始暴力行动，实施文化抵制。
新技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非常有效，但在另一种经济、社会环境中，即使完成同样的任务，也有可能变得无效，这时它也会遭到唾弃，甚至是抵制。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拉美、墨西哥在信息技术方面面临严重问题。技术的使用、管理在使一小部分精英受益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人贫穷与无助的状况。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人而言，再先进的技术也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当然有人反驳，
（四）战略危机。信息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仅有一堆硬件显然不够，它还需要软件、程序定义、技术维持等支撑，它们至少部分地依赖进口。一旦进口的途径受阻，信息技术先前建立的一整套任务体系便无法健康运转，有时甚至陷入崩溃，因而技术输入国时时存在战略性危机的隐患。不幸的是，维系外国供应商与本国使用者之间的绳索极其脆弱，外国供应商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切断这种联系。另外，不可控的突发事件（如大规模货币贬值、外国资本突如其来的操纵）极易左右供应商的判断。如果不幸言中，脆弱的绳索真的崩断，那么再复杂、再现代化的技术系统也不过是一堆破烂。
二、 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
如何根据自身国情，鼓励、规范新技术的引进与使用，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一套相对合理的技术发展政策，这可能由如下原因造成：
第一，公共及私营部门缺乏研究经费，基础与应用研究无法开展，因而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对拉美的现实作出恰当、可靠的诊断。在确定国民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以自主、有效地指导国家沿着既定目标与方向发展等方面，这样的诊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庞大、冗杂、低效的政府体系中缺少政策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直到最近，政府才开始吸收少量的专业政策设计师，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规划。在此之前，发展项目也好，社会活动也好，几乎都没有什么总体计划，因而也就缺乏内在一贯性。虽然其中大部分创意与执行都不错，但由于项目本身的孤立性，无法融入整体性的经济体系，从而使效果大受影响。仍以墨西哥为例，尽管政府领导人都是政治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专家，但直到70年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们才开始把规划作为政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来看待，不过近年来的规划依然是局部，而非全局的，常常局限在特定的关键部门，如教育和工业发展。在洛佩斯·波蒂略（Lopez-Portillo）（1976-1982）和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1982-1988）两届政府中，这一点很明显，虽然他们制定出版了所谓的"国民发展计划"（Secretaria de Programacion y Presupuesto,1980,1983）。墨西哥受到资本全球化如此剧烈的冲击，政府却始终没能就政府行动如何适应全方位的世界发展作出清晰的、前瞻性的规划与政策回应。
第三，历史上，拉美、墨西哥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围绕一个或数个占统治地位的部门组织国民经济（如1976年墨西哥政府在石油工业基础上实施经济重组）。确定支柱产业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往往系统性地忽略那些本该值得同样重视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萨利纳斯政府推行的经济重建成功地使经济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到1993年，石油虽然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在国民收入中已没有哪个经济部门能单独占有1/3的份额。不过这样的变化可能使制定中长期国民发展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导致一系列后果：（１）每届政府都努力采取措施促进进口技术与本土社会文化的适应，但这些措施缺乏连续性；（２）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缺乏真正的技术整合。（３）技术领域的不同决策之间缺乏合理性与平衡，因而不同的经济部门或同一组织的各个分支常常为了一项与自己工作毫无关系的技术争得头破血流。
三、 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
这种脱节至少表现在七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对拉美的技术引进、发展及社会、经济、文化造成某种后果：
第一方面表现在技术的局部运用与整体经济的隔离。不同领域与结构要素孤立地生长，如同一个个没有联系的孤岛（Shaiken,1990），每个孤岛都是一群人关注的焦点，但这群人与整天在孤岛上辛苦劳作的人没有丝毫联系。孤岛与孤岛空间虽近，但很少交流，这使他们成为"遥远的邻居"。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目标与现实要求不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目标又不能在科学界的规划中得到体现，由于拉美社会对外来技术的消化、适应能力较弱，进口技术瓦解了拉美社会的技术联系机制。
第二方面发生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技术以模糊不清、断断续续的方式进口与运用，它只是少数人的福音，大部分人离它很远。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人们了解不到关于技术的经济社会功能。技术背后的文化密码使它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进口技术与本土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调适。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教育的振兴，让下一代对技术有全面的思考，真正把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第三方面是技术过程的脱节。在发达国家生长起来的先进技术经历了一系列完整的演进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输入的技术则往往是没有过程，没有联系的单个实体。发展过程的空心化使技术所联系的社会结构要素的相互配合严重错位。
第四方面表现为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拉美、墨西哥的城市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传统文化被取代，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模仿美国，至少对中上阶层来说，现代技术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物。而在农村――包括以往的农村社区与最近形成的城市移民社会――其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在农村，变化是持续的，但十分缓慢。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经常遭致强烈的抵制。这样一来，在城市中上阶层较深地卷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同时，城乡贫民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技术影响却一无所知。
这类现象，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ales Casanova,1965）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本国统治者（政治老板）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控制。城市精英集团对大众的统治使得农村社会经济上越益被剥夺，文化上越益被驯服。于是，保证大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承诺便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第五方面表现在管理与控制的现代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对立上。管理与控制是技术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欠发达社会对管理与控制的评价体系与现代性理念差距甚远，这些差距可以在时间观念、人际关系、绩效评估上反映出来。当然这套评价体系与拉美的文化传统是吻合的，也许从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角度可以说明其合理性，但这样的合理性无助于对立的缓解。
第六方面是大众对新技术的陌生感造成的心理脱节。在现代化国家，新技术与新技术所代表的事物的产生，一切都顺理成章，大多数社会成员视其为社会文化环境中和谐的成份，而传统社会的多数成员所面对的新技术是输入的、强加的，因而也是不和谐的。
最后一方面指的是抵制新技术的文化运动。对于拉美大部分人来说，运用新技术是一种威胁。进口技术的文化不兼容性使社会形成这样的观念：新技术是外部强加之物，它给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带来了灭顶之灾。要想避免，就只能靠原始暴力行动，实施文化抵制。
新技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非常有效，但在另一种经济、社会环境中，即使完成同样的任务，也有可能变得无效，这时它也会遭到唾弃，甚至是抵制。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拉美、墨西哥在信息技术方面面临严重问题。技术的使用、管理在使一小部分精英受益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人贫穷与无助的状况。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人而言，再先进的技术也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当然有人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