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正在向萧条经济回归 


　　21世纪伊始，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二的美欧日经济同时减速。美国从2000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为-0．4％。日本和欧洲经济也呈衰退或减速迹象。 
 
　　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美日市场。美日经济减速使东南亚国家出口受挫，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拉美的情形更是糟糕，拉美国家出口的60％多集中在美国。美国经济大滑坡使拉美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担心，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是否具有持久性质并引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显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依赖于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第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回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亚当·斯密观察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产品的商品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尚不发达。即使某个经济部门发生波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扩展到经济的其它部门。市场竞争以及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因此，斯密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会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供给总是自动地等于需求，政府不需要干预。不仅如此，由于黄金输入点和输出点自动地调节着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价格水平，从而使国际收支趋于均衡，不需要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协调。 


　　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不时地被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事实上，从1825年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直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和剧烈，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10年就爆发一次。马克思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世界进入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使供求达到平衡。—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真正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现代经济学认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存在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四大根源。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表现为价格刚性和预期的非理性。价格刚性使得价格无法灵活调整以使经济迅速达到供需平衡的市场出清水平。预期的非理性使得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凯恩斯所说的“血气冲动”性质(animal spiri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的时候，市场的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和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的看法。凯恩斯描述的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市场不景气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被称之为“萧条经济”。 


　　二战后，40％多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参与世界产品市场的竞争。相反，虽然有冷战、禁运，计划经济国家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从西方市场经济吸纳了一部分商品、服务和过剩生产能力，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再加上欧洲战后重建和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等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中长期判断。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任何局部的市场波动都有可能迅速蔓延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整个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就日益凸现出来。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回来了。 

　三、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的重要原因 

　　短缺经济的消失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这些国家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阴影，长期被计划经济束缚的能量很快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中国和其它转轨经济国家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六五”期间(1981-1985)和“七五”期间(1986—1990)在贸易上是逆差，五年贸易逆差累积分别为123亿美元、214亿美元。到90年代，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贸易顺差分别为223亿美元、1495亿美元。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贸易上的情形和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从1992年到1999年，这些转型经济国家贸易上基本是逆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日益凸现，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短缺经济逐步消失。近年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了贸易和经常项目的顺差，2000年转型经济国家的经常账户在连续五年逆差之后首次实现顺差，达267亿美元，2001年为135亿美元(图1)尽管目前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整个世界贸易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可以预见，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崛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短缺经济消失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总体供需格局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科技进步使世界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和基因工程在内的高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周期不断缩短，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更加迅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80％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 


　　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当需求旺盛的时候，供给能够迅速上升。可一旦需求发生波动，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大量闲置，变成沉没成本，大量商品卖不出去，世界经济将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 


　　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增长是不对称的。按理说，科技进步在增加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创造需求，因此，不一定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是，事实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由发达国家得到，而技术成果在全世界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只在发达国家创造了需求，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利润，收入没有增加，因此需求增加得很少。 


　　科技进步增大了危机传播的可能和速度。科技进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使得分工更加专业化，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限制越来越小，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性增加了。因此，当一国经济出问题时，极可能传染到其它国家并在传染过程中逐级放大，正所谓一只蝴蝶翅膀扇动可以引致远方的一场风暴。 


　　科技进步增加了投资风险。科技的快速进步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增强。一种技术、一个产品从发明到投资，到批量生产，最后到淘汰，周期越来越短。所谓生产能力过剩在很大程度是由这种超快速折旧的淘汰机制所致，这使得投资的风险增大。 


　　结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使得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加大，全球范围内生产过剩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来自需求面的负面冲击都可能使这种危险变为现实，从而使世界经济迅速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这一判断指出了一种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根据本文分析可以预测，中国将来的贸易摩擦将有加剧的趋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四、扩大内需，刺激民间投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判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失业的压力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政策选择上，要从宏观和微观政策同时着手，双管齐下。 


　　以减税来刺激民间投资。宏观政策上，中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充分考虑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和调整对象，以及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所做出的正确的政策选择。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采用赤字财政的办法增加支出，二是减税，或二者兼用。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扩大内需，所不同的是渠道。赤字财政的办法是加大政府的需求，是通过需求管理实现的。减税的办法是通过供给的渠道实现的，通过减税可以调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1998—2001年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第一种，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回头看来，我国过去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有一些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政府在用赤字财政的办法增发国债、扩大支出；另一方面，税收的快速增加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虽然我们并没有提高税率，税收的提高主要是加强征管的结果，但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6年，我国的税收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1996年以后，税收增长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长(图2)。可以证明，在税收超过一个临界值以后，每增加一元税收对社会产生的成本大于一元，因为收税有成本，而且收税对企业和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每增加一元的政府支出，对社会所产生的福利小于一元，因为一般说来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而且支出过程中有挪用和损耗。
  
　　笼统地讲，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可能误导读者，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两块，二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估计在22％—26％之间，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低。加上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公有经济向多元所有制经济转轨，目前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 


　　建议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以减税为主调。首先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利于刺激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 


　　进一步完善保护非公产权的法律法规。一般说来，在绝大多数竞争领域中，非公产权同公有产权相比在投资决策上更加谨慎，运作更有效。由于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非公产权的这个特点也越来越重要了。目前消费需求出现了更鲜活、个性化的趋势，可能导致结构性的供不应求；非公企业更有动力和条件去发现这些较细碎的、新兴的甚至是尚待发掘的需求。 


　　2001年的前9个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本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8．2％，集体和个人投资同比增长9．1％。目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者感觉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高，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多，缺乏安全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资本外逃看出来。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在每年有相当规模的“资本外逃”的同时，保持持续高速的外商直接投资。不难发现，中国能成为第二大引资国其实跟“资本外逃”有关系，相当一部分“外逃”的资本是出国烫金，然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再投资回来，便可名正言顺地享受起外资的法律保护。如此种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私人资本在国内的产权保障仍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