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使经济和社会保持开放性、引入竞争机制、保持生产要素超越国界的自由流动，才能使经济保持活力，从而使其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推动双边和多边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本为了重新焕发经济活力，也改变只重视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贯作法，开始探讨新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要开辟经济外交的新领域，把推动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在此基础上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实现人、物、服务、资本的进一步自由流动和扩大市场，帮助日本经济走出困境。
 
　　第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与东盟合作的进展，使日本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加深了危机感。中国经济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保证了稳定、持续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展示的巨大潜力吸引国际资本纷至沓来，舆论惊呼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而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持续低迷，前景堪忧。经济萎靡不振也影响日本地区作用的发挥。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届首相都要专门访问东盟，但小渊和森喜朗只是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顺访东盟，与东盟的合作因受自身经济因素限制和受美国的牵制而进展曲折。因此，中国和东盟就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的重大进展，在日本产生极大震动。小泉访问东盟和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反映日本担心在地区合作中落后而遭致孤立和被“边缘化”。《朝日新闻》的报道称，日本如落后就会像欧洲合作中的英国一样难以发挥作用，为避免在亚洲合作中重蹈类似英国的结局，要保持对东南亚的影响，不能作合作的旁观者。日本和国际舆论都认为，日本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和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是要和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并使中国进一步参与地区政治、安全对话，限制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
 

三、东亚共同体设想面临的问题
 
　　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表明东亚合作正日益受到本地区国家的重视，从促进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态度具有积极的意义。毋庸讳言，日本要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
 
　　首先，由于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低迷的境地，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日本在地区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盟经济恢复迟缓，对日本的期望很高。东盟国家希望日本经济早日恢复，增加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和扩大经贸往来，欢迎日本扩大对东盟经济的参与。有的日本报纸坦率地指出，东盟对日本的关心依然是“钱”。但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对外政府开发援助和对东盟的投资都在减少。小泉此次访问东盟虽然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合作计划，但内容不多，不是像以往日本首相那样搞“支票外交”，反而是向东盟国家解释政府对外开发援助要大幅削减，这不能不令东盟国家感到有些沮丧。
 
　　其次，日本对国内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将限制同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长期以来，日本对本国农产品实行保护政策，农产品贸易问题是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要领域，而农民是执政的自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农产品问题难以解决。此次小泉访问东盟与新加坡签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方坦言是因为和新加坡之间没有农产品贸易问题；日本虽然开始着手研究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已落在中国的后面。小泉提出的“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考虑到将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但却缺乏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当泰国提出要与日本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时，日方极力回避作出明确答复。小泉首相说，日本与东盟国情和经济力量非常不同，不能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前提进行讨论。日本能否扩大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关键在于能否开放一直视为禁区的农业领域，这涉及日本产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解决的。
 
　　第三，日本为了强调其设想的东亚共同体是开放的，超越目前东亚合作东盟+3的范围，建议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作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这增添了合作难度。东盟国家对吸收澳、新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尚存歧见。澳大利亚是亚太经济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之一，随着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和地区合作迅速发展，澳、新都把本国的未来同东亚联系在一起，表示要“脱欧入亚”，甚至视自己为东亚的一员，希望加强同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日本拉澳、新进入东亚共同体的目的一是表明该设想的开放性，避免招致区域外国家的反对，特别是让美国放心；二是澳、新作为发达国家在地区经济、安全合作中与日本的共同点会多于与其他东亚国家。目前有的东盟国家主张同澳、新合作，如新加坡提出开展东盟+2(澳、新)合作；也有的持反对意见，如马来西亚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同区域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会妨碍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另外，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方面的政策也同东盟国家有很大分歧。对于日本的这一计划，有的学者惴惴不安地说，东亚共同体范围不仅包括大洋洲，甚至扩大到美国，日本不顾“雁行模式”崩溃后的东亚现实，构筑这样一个比亚太经合组织小却比东盟+3大的地区组织究竟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第四，日本对是否融入亚洲仍然犹疑不定，企图在“亚洲主义”和“协调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使其难以全力推动地区合作向前发展。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反映其担心在东亚合作的潮流中落伍，要保持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利益；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担心会“亚洲一边倒”，因为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与美欧的关系，同时日本对亚洲经济、政治未来的前景仍不无担心，不敢把赌注都压在亚洲。这反映了日本固有的矛盾心理，即在亚洲和美欧之间摇摆不定。现在日本既怕错过东亚合作的班车，像英国在欧洲合作中那样被“边缘化”，又希望能像英国那样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游刃有余，也能与东亚和美国等其他地区保持同样的密切关系。这种瞻前顾后的投机心理以及不得不考虑美国反应的被动外交将限制日本参与东亚合作的步伐。
 
　　第五，日本对如何加强东盟+3框架下的合作缺乏构想。小泉首相在讲话中表示要以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东盟+3框架的作用，并以中日韩合作作为建立共同体的推动力，对中日韩合作表示了积极的姿态。目前东盟+3合作实际是以东盟+1的形式运作，即具体合作大多是分别在东盟——中国或东盟——日本之间展开的，这固然是东盟+1的合作有一定的基础，但也反映了目前制约东亚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如何推动中日韩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说：中日韩合作是决定东亚合作能否走上新阶段的关键，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如何在东盟+3框架下进行合作是东亚合作必须解决的课题，否则就谈不上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而小泉讲话对此并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四、东亚共同体
 
　　设想反映的日本新亚洲政策
 
　　如前所述，东亚共同体设想是一篇“急就章”，它更多的是反映了日本在东亚经济、政治新形势下急于拓展亚洲外交的焦虑感。从设想的内容看，它是一个揉和了日本亚洲政策的产物，尽管它只是为未来的东亚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却可以从中窥见日本新亚洲政策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日本将把东盟作为新亚洲政策的战略支点，重视和发展同东盟的关系。小泉在新加坡的讲话中说，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已经步入成熟和理解的新阶段”，是“坦率的伙伴”，日本要把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日本的亚洲政策重视东盟作用的原因有三：1．日本与东盟发展关系的历史基础相对较好。由于二战期间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历史较短，又较早解决了战后赔偿问题，所以东南亚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即使在与中国和韩国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