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对关系(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互博弈上。成员国处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张力中,他们的博弈结果直接影响一体化的进程。鉴于执政党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实践者并最终决定国家行为,国家间博弈实质上是各成员国执政力量之间的较量。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来考察欧盟成员国的博弈情形。各国博弈要素主要有三条,也就是欧盟的整体利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在野党、民意、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民间偏好。其中执政党处在两者之间,起着平衡和枢纽作用。执政党一方面处在两者的压力中间,在民间偏好和欧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进退维谷;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以利用中间位置的角色利好来为自身谋求利益:既可以通过民意的代言人来抗衡欧盟,也可以以欧盟利益的代言人来遏制反对党。
以英国为例。英国对于一体化实行的是一种“有效滞后”策略:既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离得太近,在若即若离中追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总体框架下,20年来,英国对欧政策发生着从排斥到接近的细微变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多年间,英国几乎把欧盟看成是一个不大值得提携的小弟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和英镑的强势地位,使保守党政府不必考虑民意和反对党的意见,在对待欧共体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梅杰政府代表了保守党一段时期以内的强弩之末。其执政期间不仅因经济的不景气而备受工党的挤压,也受到来自民间和媒体的强大压力。此时,保守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反而加强。我们看到,在英国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共同防务问题上,因为彼得斯贝格宣言而出现转机,一度停滞的西欧联盟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欧盟自身的武装臂膀建设进入实质化阶段。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正面临政治层面上的突破,欧盟政治一体化离不开英国,而英国在坚持主流对欧政策一“in Europe,but not run by Europe”(前保守党领袖黑格语,意为‘参与欧洲,但不为欧洲所左右’)的同时,也开始承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欧洲[2]。英国现在对欧元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今年4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对欧元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43%,这和工党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就马约规定的经济指标,1999年以来,英国在债务、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稳定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欧元区的德、法和意大利。[3]这些成为工党政府推动英国向欧元区靠拢的有利环境。当然,为了稳定民意和保障自身的执政地位,工党政府制定了5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英国还要进行全民公决来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布莱尔政府在贴近欧洲大陆的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英国的情况可以看出,成员国的行动总要受国内情况的掣肘,但因势利导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却是各国的共识。正是合作将带来巨大利益的前景和对倒退将付出巨大代价的担忧,促使着欧盟各国不断克服多样性的束缚,并在统一性的发展中慢慢培育出欧盟自身的身份特性和价值模式。欧盟模式的内在涵义,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所奠定的以多元化民主、人权、宪政和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她正逐渐发展成为现今欧洲人的身份认证和精神依托。今天,欧盟范围的公民社会虽然远未形成,但随着欧盟制宪前景的临近,公民和公共政治权力的互动将越来越密切,共同法制的建设为欧盟的身份认同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个宪政化的欧盟不仅是统一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目标。
区域性和全球性
欧共体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有着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上相近的历史背景;政治上亟需根除战争的根源,实现本地区的长久乃至永久和平;经济上都因战争的破坏而需要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我们看到,一体化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向前发展的,只是速度不同:经济最快,政治次之,文化上的融合则最缓慢。欧盟的这种区域性是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并在和外部(国际)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也就是说,相对于区域性,欧盟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欧洲处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交汇中心,本身就带有全球性。全球性可以看成一体化的外延,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一体化的范围以及成员国的增加;广义的理解,则可以把全球性看作欧盟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欧盟一体化首先是区域的(regional),区域性是全球性的基础和支撑点,没有实力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欧盟的全球观和世界影响。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盟内部的发展越来越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同时又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欧盟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一体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区域性的发展。
冷战时期,欧洲处在两极体制之下,是东西方争夺的中心。地缘学上的东欧和西欧有着明显的冷战色彩。欧共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启其进程的。从煤钢联营开始,欧盟以区域性为基点,不断深化自身的聚合力,联合的范围越来越广,成员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欧盟在世界力量的角逐中逐渐从配角转为主角。从地缘外交层面,通过考察一体化在上述两个方向上的发展,能清楚地认识区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
欧盟区域性的发展,最初的理想是冲破冷战时期两极体制的束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从世界主导力量沦落成松散的地区性力量。西欧国家自然不会甘心于此。因此,西欧一体化的目标,除了规避战争之外,就是要打破束缚,达到和美、苏并肩齐立。正是这个理想,激励着西欧各国不断跨越区域联合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农业政策,到统一大市场,再到单一货币,到司法、内政和外交、防务领域的合作,一直到未来《罗马宣言》所宣布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欧盟的区域联合不断深化。与此相适应,一体化的外延也逐步扩大,表现在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和欧盟世界地位的逐步提高。欧盟扩大的实质,就是不断充实自身的市场空间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区域性和全球性在这里得到和谐的整合。欧盟现在正在进行东扩,成功以后,不仅将彻底弥合冷战以来东西欧之间的裂痕,而且将大大改善其国际地位。东扩是文明的渗透,是欲通过地缘的扩大克服俄罗斯(残留)的势力和影响,因为谁占领了东南欧这一亚欧板块的腹地,谁就能取得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
如果说,东扩的区域影响集中在欧洲,那么,欧盟和美国的明争暗斗则是面向全球的。
首先,理论上,欧美矛盾有其必然性。对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答。依据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对规范(norm)的研究,国家间行为方式的不同,源于他们遵循的不同的社会规范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身份认证,并产生不同的利益(观念)。出于区别和对比的需要,产生相互的竞争[4]。《拉肯宣言》称,欧盟只对尊重基本价值观(basic values)的国家开放,并以自己是权利宪章、权力法案的故乡以及在这里发生法国大革命以及柏林墙的倒塌而骄傲不已。由此看出,欧盟一体化背后是一个扩大的自我,欧盟越强大,自我身份感就越强。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体,和美国的差异感越大,越会强化彼此作为竞争对手的认识。
其次,实践上,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冷战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欧盟对以独立身份处理全球事务的自信心越来越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拓宽了和亚、非、拉和中东地区的经贸渠道,全面增强了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同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欧盟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要为“全球平等、社会发展、和平、民主和人权做出贡献”[5]欧盟全球性作用的推进,要求美国承认并尊重欧洲的特性和独立性,使其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发挥政治和安全影响的能力和空间。而美国的战略核心是防止和阻止向美国全球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来考察欧盟成员国的博弈情形。各国博弈要素主要有三条,也就是欧盟的整体利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在野党、民意、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民间偏好。其中执政党处在两者之间,起着平衡和枢纽作用。执政党一方面处在两者的压力中间,在民间偏好和欧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进退维谷;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以利用中间位置的角色利好来为自身谋求利益:既可以通过民意的代言人来抗衡欧盟,也可以以欧盟利益的代言人来遏制反对党。
以英国为例。英国对于一体化实行的是一种“有效滞后”策略:既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离得太近,在若即若离中追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总体框架下,20年来,英国对欧政策发生着从排斥到接近的细微变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多年间,英国几乎把欧盟看成是一个不大值得提携的小弟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和英镑的强势地位,使保守党政府不必考虑民意和反对党的意见,在对待欧共体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梅杰政府代表了保守党一段时期以内的强弩之末。其执政期间不仅因经济的不景气而备受工党的挤压,也受到来自民间和媒体的强大压力。此时,保守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反而加强。我们看到,在英国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共同防务问题上,因为彼得斯贝格宣言而出现转机,一度停滞的西欧联盟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欧盟自身的武装臂膀建设进入实质化阶段。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正面临政治层面上的突破,欧盟政治一体化离不开英国,而英国在坚持主流对欧政策一“in Europe,but not run by Europe”(前保守党领袖黑格语,意为‘参与欧洲,但不为欧洲所左右’)的同时,也开始承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欧洲[2]。英国现在对欧元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今年4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对欧元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43%,这和工党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就马约规定的经济指标,1999年以来,英国在债务、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稳定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欧元区的德、法和意大利。[3]这些成为工党政府推动英国向欧元区靠拢的有利环境。当然,为了稳定民意和保障自身的执政地位,工党政府制定了5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英国还要进行全民公决来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布莱尔政府在贴近欧洲大陆的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英国的情况可以看出,成员国的行动总要受国内情况的掣肘,但因势利导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却是各国的共识。正是合作将带来巨大利益的前景和对倒退将付出巨大代价的担忧,促使着欧盟各国不断克服多样性的束缚,并在统一性的发展中慢慢培育出欧盟自身的身份特性和价值模式。欧盟模式的内在涵义,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所奠定的以多元化民主、人权、宪政和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她正逐渐发展成为现今欧洲人的身份认证和精神依托。今天,欧盟范围的公民社会虽然远未形成,但随着欧盟制宪前景的临近,公民和公共政治权力的互动将越来越密切,共同法制的建设为欧盟的身份认同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个宪政化的欧盟不仅是统一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目标。
区域性和全球性
欧共体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有着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上相近的历史背景;政治上亟需根除战争的根源,实现本地区的长久乃至永久和平;经济上都因战争的破坏而需要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我们看到,一体化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向前发展的,只是速度不同:经济最快,政治次之,文化上的融合则最缓慢。欧盟的这种区域性是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并在和外部(国际)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也就是说,相对于区域性,欧盟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欧洲处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交汇中心,本身就带有全球性。全球性可以看成一体化的外延,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一体化的范围以及成员国的增加;广义的理解,则可以把全球性看作欧盟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欧盟一体化首先是区域的(regional),区域性是全球性的基础和支撑点,没有实力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欧盟的全球观和世界影响。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盟内部的发展越来越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同时又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欧盟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一体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区域性的发展。
冷战时期,欧洲处在两极体制之下,是东西方争夺的中心。地缘学上的东欧和西欧有着明显的冷战色彩。欧共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启其进程的。从煤钢联营开始,欧盟以区域性为基点,不断深化自身的聚合力,联合的范围越来越广,成员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欧盟在世界力量的角逐中逐渐从配角转为主角。从地缘外交层面,通过考察一体化在上述两个方向上的发展,能清楚地认识区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
欧盟区域性的发展,最初的理想是冲破冷战时期两极体制的束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从世界主导力量沦落成松散的地区性力量。西欧国家自然不会甘心于此。因此,西欧一体化的目标,除了规避战争之外,就是要打破束缚,达到和美、苏并肩齐立。正是这个理想,激励着西欧各国不断跨越区域联合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农业政策,到统一大市场,再到单一货币,到司法、内政和外交、防务领域的合作,一直到未来《罗马宣言》所宣布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欧盟的区域联合不断深化。与此相适应,一体化的外延也逐步扩大,表现在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和欧盟世界地位的逐步提高。欧盟扩大的实质,就是不断充实自身的市场空间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区域性和全球性在这里得到和谐的整合。欧盟现在正在进行东扩,成功以后,不仅将彻底弥合冷战以来东西欧之间的裂痕,而且将大大改善其国际地位。东扩是文明的渗透,是欲通过地缘的扩大克服俄罗斯(残留)的势力和影响,因为谁占领了东南欧这一亚欧板块的腹地,谁就能取得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
如果说,东扩的区域影响集中在欧洲,那么,欧盟和美国的明争暗斗则是面向全球的。
首先,理论上,欧美矛盾有其必然性。对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答。依据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对规范(norm)的研究,国家间行为方式的不同,源于他们遵循的不同的社会规范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身份认证,并产生不同的利益(观念)。出于区别和对比的需要,产生相互的竞争[4]。《拉肯宣言》称,欧盟只对尊重基本价值观(basic values)的国家开放,并以自己是权利宪章、权力法案的故乡以及在这里发生法国大革命以及柏林墙的倒塌而骄傲不已。由此看出,欧盟一体化背后是一个扩大的自我,欧盟越强大,自我身份感就越强。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体,和美国的差异感越大,越会强化彼此作为竞争对手的认识。
其次,实践上,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冷战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欧盟对以独立身份处理全球事务的自信心越来越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拓宽了和亚、非、拉和中东地区的经贸渠道,全面增强了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同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欧盟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要为“全球平等、社会发展、和平、民主和人权做出贡献”[5]欧盟全球性作用的推进,要求美国承认并尊重欧洲的特性和独立性,使其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发挥政治和安全影响的能力和空间。而美国的战略核心是防止和阻止向美国全球
上一篇:经济全球化与政府管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