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自由"、让每个人都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消除了传媒巨人的垄断权力等说法，还没有成为现实。尽管互联网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承诺，但是互联网本身还不能破坏传媒巨人的力量。事实上，目前互联网上还没出现具有市场存活能力的内容网站，因此很难吸引愿意提供资金进行其它尝试的投资人。互联网是否能成为具有市场存活能力的传媒系统中的一部分，看来还受到常规形态的公司对其怀疑态度的影响。全球传媒和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刚才的介绍里，我指出了全球传媒系统对形成与扩张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及地方市场的重要性，这些商品和服务通常是由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提供的。形成中的全球传媒系统还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含意，其中特别关乎政治民主(political democracy)、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未来社会主义的抵抗性质。在本文接下去的篇章里，我将就这些问题略陈己见。　　

　　在民主的领域里，如此高度集中的、被大型私有公司所控制的传媒系统的出现，从根本上讲违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报业(free press)的主张。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明白在一个社会里由富裕的私营主控制新闻和媒介的危害：特别是新闻这个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如果受到那些从现存的不平等和对现状的维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就更是危险。　　

　　两个保护传媒民主价值观的传统方式不再适用--当然哪一个也不是"解决之道"。首先，市场竞争成为垄断的不同形式，即使存在竞争，比较而言或与历史上的情形进行对比也是相当微弱的。事实上，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甚至对富裕的资本家来说，都不可能建立起一家有生存能力的商业公司来与传媒巨人抗争。市场已对外来者有效关闭。即使是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也明确限制民主媒体的诞生。其次，商业传媒系统所提供的用来解释竞争匮乏原因的典型说法是，新闻事业将受制于训练有素的专业新闻工作者，而他们是中立的、超党派的。这是一种总是存在缺陷的结构，因为权力掌握在业主手中，而且在过去几十年来，本来就不多的专业人士对抗业主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情况业已消失殆尽。这一过程被记录在2000年11月的《本月评论》中。　　

　　对新闻专业人士自主权的破坏，简单而言是媒体和传播进行新自由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更大的部分。所有为公众服务的价值观和机制只要会妨害利润的最大化，就都被搁在了砧板上。在传媒业，最具戏剧性的景象就是，世界大多数的公共广播系统在从为公众服务的境界滑落。正是依靠这些公共服务多年累积的巨大信誉，这些广播系统才得以延续，因为它们直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凡能渗透之处，利益都将统治一切。欧盟现在的立场是反对某些传统的、对公共广播系统的补贴，理由是这样做属于"非竞争"，它现在认为广播业是资本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领地。公共广播服务曾经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传媒领域内的重要部分，而现在它却在采取守势，并且势力消减，只能在全球系统里面寻找自己的半商业化定位。美国可怜而无力的公共广播系统采用低预算准商业化的操作，目标面向中上阶层，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支持下公共广播的模式。　　

　　但是，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经济理论，还同样是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假定在一种代议制的民主制度(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下，而这种制度由于高度的非政治化，特别是在穷人和工人阶级中间非政治化而变得软弱无效的情况下，商业对社会的支配是最为有效的运行方式。至此人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现有的商业传媒系统对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如此重要，因为它异乎寻常地善于制造所需的伪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可以让商业的支配权畅通无阻，而无需使用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做法，或面对有效的公众抵抗。　　

　　这种意见可能看上去和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左。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的集团有时能对文化产生进步的影响，特别当这些集团进入传媒系统腐败、任人唯亲并受严格控制的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时，或是进入对传媒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如亚洲的某些国家）时。事实上，全球商业传媒系统根本上是中产阶级的，总的说来它一旦处在追逐利润的途中就不会尊重任何传统或习俗。但在最后，一旦资本主义的关系变得显著，全球化的跨国传媒系统就会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因为传媒巨头是目前全球社会结构的主要受益者，任何财产或社会关系的剧变特别是削弱商业势力的变动，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有时候，倾向性表现得十分明确，像鲁珀特?默多克这样的商业霸主只要将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强加给下属就可以了。但更多时候，这种倾向性会隐藏起来而仅仅体现为商业方面的考虑。随着商业兼并而来的是超级重商主义(hypercommercialism)，这时传媒公司更能从自己的活动中获利；而这导致媒体的内容中出现模糊的政治倾向性。消费主义、阶级不平等和所谓的"个人主义"倾向于被当作是自然的，甚至是善意的，而政治活动、公民价值观和反市场的行为则是次要的。最好的新闻事业应将注意力放在商人阶层身上，并去适应他们的需求和偏见；除了少数几个突出的例外，那些仍在为大众说话的新闻事业被传媒巨头们在美国电视台评论为瞎说八道。印度在受到全球传媒巨头的影响后，"调整过的新闻媒体……更多地谈论时尚设计和美女天后，而不去报道一个贫穷而充满暴力的国家中的黑暗现实。"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报道通常很微妙。的确，商业传媒系统的天才是没有明显新闻审查迹象的将军。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没有出版的《畜牧场》(Animal Farm)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自由国度中的审查制度毫无疑问比专制政体还要复杂和彻底，因为"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时宜的事实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大型传媒集团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阴谋企图，看上去也只是在自己的利益底线上进行运作，但渐渐地它们就以轻松的娱乐的东西剔除了公共领域的严肃内容。用墨西哥Televisa的亿万富翁创办人Emilio Azcarraga的话说："墨西哥是一个谦卑的、饱受欺骗的国家，而且永远不会停止被骗。电视有责任给人们带来娱乐，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悲伤的现实和艰难的未来上转移开来。"新自由主义和跨国传媒文化的结合，有利于导致深刻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趋势。大家只需要看着美国，就能了解这种逻辑的终点了。全球传媒和帝国主义全球传媒系统和帝国主义问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7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而行动起来，和西方列强的文化帝国主义作战。第三世界国家制定了一个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WICO-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计划，以表达他们对西方控制新闻和文化问题的关注，认为这样在事实上不利于新独立的国家摆脱殖民地身份。欧洲对美国的媒介控制地位也有相似的担忧。NWICO运动可以被归入同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全球经济不平等进行对抗的斗争中。这两个运动都被美国和英国挥舞的新自由主义之剑给刺穿了。　　

　　西方新闻通讯社控制了全球的新闻事业，它用所能想象的最友好的态度看待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及其同盟、以及他们的动机。对文化来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好莱坞信仰(Hollywood juggernaut)"和美国文化统治的幽灵仍是许多国家的心头大患。1999年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输出增加了22%，而当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25部影片几乎都是好莱坞影片。当影片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上演时，即使是法国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在1999年收入最高的10部电影中也有9部好莱坞巨头们出品的电影。"巴黎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在谴责美国电影，但是法国人民却全盘接受。"好莱坞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