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制片人这么说。在意大利，由于本地电影票房的滑坡，单银幕影院被"多银幕影院"取代。对于许多欧洲的电影从业人员来说，做电影必须用英语，而且遵循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惯例是成功的规则。在拉丁美洲，有线电视台被传媒巨头们的频道所覆盖，该地区事实上的首都变成了迈阿密。　　

　　但是，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问题并没有就此为止。随着传媒系统越来越集中化、商业化和全球化，跨国传媒公司只是美国文化载体的说法不再那么可信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全球传媒巨头是典型的多国公司，股东、总部和业务都分布于全球。我们最好这样来理解全球传媒系统，即它提倡企业和商业的利益和价值观，贬低或忽视与本身使命不相容的东西。这些公司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区别，不管股东在日本还是在法国，不管总部设在纽约还是德国、悉尼。从这种角度看，基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民族国家之间，而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它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当传媒集团们纷纷展开触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促使流行品味至少在某些媒介形式中变得一致。基于和好莱坞主管们的谈话，Variety的编辑彼得?巴特总结道"全球的电影观众很快变得越来越相似"。动作片曾经是唯一绝对风靡全球的影片，喜剧片则相当难出口。到了90年代后期，像《我最好朋友的婚礼》、《The Full Monty》这样的喜剧片也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取得一亿六千万至两亿美元的票房销售。　

　　当观众们表现得更爱看本地制作的影片时，全球性的传媒公司并没有绝望地跑开，而是将自己的产品全球化。索尼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它已和中国、法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当地公司合作制作影片。印度著名的国内电影产业"博莱坞(Bollywood)"也和全球传媒巨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过程在音乐行业中更为明显。音乐是电子媒体中对投资需求最少的，因此也最容易向实验音乐和新观念开放。1993年，美国的唱片销售中有60%的收入来自海外；1998年，这个数字减少到40%。但是，控制世界唱片业的四家多国传媒公司没有放弃，而是忙于在巴西这样的地方建立当地的分支机构。因为正如一位作者在一本贸易出版物上所说的那样，巴西"这种地方的人对当地音乐非常忠诚"。索尼再一次领导了和全球独立音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潮流。　　

　　但因此认为全球传媒系统使得民族国家的疆界与地缘政治(geopolitical)的帝国均失去意义可就错了。目前资本家的大部分活动--尤为明显的投资和雇用员工，几乎都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进行，其民族国家在代表他们的利益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整个全球化体制，是美国政府倡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其间，那些立足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占据着统治地位。让我们回顾一下托马斯?弗里德曼证明这一点的说辞吧："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拳头是决不可能奏效的。如果没有F-15的设计师麦道（McDonnellDouglas），麦当劳（McDonald`s）不可能风靡世界。这只为硅谷的科技维持着世界安全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简言之，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有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认识，这种全球化是与美国的军国主义紧密相随的，是与这种认识所提示的所有可怕的暗示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这些理解相反。 　　

　　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工程之间的核心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事实上也确实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旗下的CNN以及其他跨国传媒巨头所不知道的，它们越来越发展成为大量国际政治新闻的提供者。帝国主义的含义已经作为历史的假象或者绝望的机会主义者和意志薄弱者的修辞策略而被摒弃。鉴于跨国传媒公司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相互依赖的关系，任何其它后果都将是惊人的。展望在了解了前面所提到的情况后，人们很容易陷入绝望，或是简单地希望从看来没有出路的地方寻找变化。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情形非常令人沮丧，而且似乎很难看到改变的希望。正如一位瑞典的记者在1997年所说的那样，"不幸的是，发展趋势非常明显，每一步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迈进。而且我们非常缺乏就目前的发展态势会对民主和责任带来何种长远的影响所进行的公开讨论。"但是全球化体系高度不稳定。新自由主义给富人带来了数不尽的利润，也成为全世界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灾难。拉丁美洲自80年代以来就是市场改革的先锋，现在见证了世界银行官员所谓的"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增加"。全世界生活水平每天不到一美元的人口已从1987年的12亿增加到了2000年的15亿，而且在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由新自由主义激发的"先顾我，再榨你"（me first，screw you）的时代风尚导致了普遍的政府腐败，而同时为公众服务的基本信念则很难坚持。整个全球化经济的稳定看起来越来越脆弱。当商业传媒的支配力量使抵抗变得十分艰难的时候，对这些趋势的普遍反抗则以遍及全球包括美国的大规模游行的形式凸显出来。看上去好像是新自由主义和商业传媒所助长的非政治化，突然遭遇到由剥削、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政治及文化的破产所构成的、并由绝大多数民众所经历的严酷现实。以前好像已被扑灭的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有组织抵抗，现在似乎又要再度从这个根基上卷土重来。　　

　　现在便可以谈到我的最终观点。引人注目的是，进步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地将媒体问题作为他们政治论坛中的组成部分。从瑞典、法国、印度，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民主主义的左翼政治党派都在对传媒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分割大公司，再度资助非盈利性、非商业化的广播机构，创立在公众控制下的独立的非盈利性和非商业化的媒体部门，这在他们的政治方案中占据着更大的位置。他们发现这是一种依靠广大民众而能成功解决的问题。其他行动者则将注意力放在建立可与跨国公司系统对抗的独立或所谓"海盗（pirate）"媒体上面。在反-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的政治方案上有个共识，即媒体问题的重要性在急剧增长，没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把它作为"革命以后"再考虑的事情而加以排除。如果我们想获取可望成功的机会，那么就要把组织民主化的媒介作为当前斗争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