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正式约束软化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取得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或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对正式约束的巨大影响，因为同一种正式约束在经过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浸染后往往带有不同的色彩。故此，笔者将简要分析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信用的影响。

　　首先，意识形态混乱。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好”的、合乎义理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减少违规或“搭便车”的可能性，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目前，我国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受到经济环境、西方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混乱，“一致向钱看”的思想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在金钱面前，个人忘记了“仁义礼智信”，企业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所以，在利润至上的今天，中国许多房地产企业玩弄各种手段、权术欺骗消费者以获取超额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向意识形态的教育投资来提高个人意识形态的资本积累，从而树立个人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

　　其次，信用文化缺失。信用是一种价值观，它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信用的观点是矛盾的、不明确的、不够与时俱进。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讲信用是有等级区别的。讲信用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不守信用则是统治阶级的特权。成大事者必当不择手段的观念在当前还是根深蒂固的。

　　第二，讲信用是根据自己与别人的远近亲疏来决定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信用的强弱也有不同。传统信用文化主要是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展开的，只对人不对事，其信用是有限的，这大概与中国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有关。第三，中国传统的信用观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和伦理的自律，具有明显的非功利主义性质，完全依靠个人的修行来约束(是一种内在约束)，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互利双赢、依靠正式制度的约束(是一种外在约束)的信用观是背道而驰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关系型经济为主，关系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与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因为，关系经济中所包含的人情式交易是原始的一种交易方式，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全面，交易结果确定可预测，交易费用低甚至为零，但是它的交易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完全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规模化大生产、专业化分工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缺乏法律性规范而人情高于一切的社会里，谋略成为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手段。人情与谋略制约了社会的制度创新，同时，也使中国缺乏一种促进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氛围。人情往往使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失效，使法律、制度、契约、信用失灵，从而使信用、合约的经济关系难以形成。

　　(二)正式约束缺乏

　　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最先将制度进一步划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他认为，正式约束包括政治(及司法)约束、经济约束和合约。这些约束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政治约束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约束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束，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合约则包含着对一个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特定条款。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并且从各自的不同角度给予产权不同的界定，其中，有两点基本是认同的，即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