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不作为的实质其实就是对广大受众媒介知情权的无理剥夺。在信息化日益严重的今天，知情权已经成为人的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个人对社会、对政府等实施监督的主要方式之一。媒介自身拥有的建立在公共性和公益性基础上的一切特权，都是通过广大受众的权利体现出来的，如果媒介活动仅仅是出于谋利的考虑，拒绝承认对受众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媒介无异于自杀。
“媒介不作为”在其形式上表现为对其传播义务的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延履行等，而且它还往往与“政府不作为”联系在一起。“媒介不作为”与“媒介乱作为”（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作讨论）一样都将对广大受众和社会造成伤害，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社会系统的混乱。令国人闻风丧胆的“非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从2002年11月起，“非典”开始在广州周边城市流行，从发现“非典”病例到疫情迅速扩散，从家家户户闭门“防非”到出现严重的抢购狂潮，主流媒体一直讳莫如深。2003年1月21日，在确认“非典”具有超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后，有关专家曾建议向社会公布信息，但未被采纳。2月10日之前广州已经谣言四起，但主要媒体依然“集体失语”，甚至当“非典”在北京上海等数个大城市大量蔓延，已经威胁千百万人民生命的时刻，有关媒体依然不讲真话。2月10日，《羊城晚报》才发布“非典”新闻，但由于语焉不详，不仅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反而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广大不明就里的群众以讹传讹，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散布谣言，结果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这就是媒介的“朦胧效应”。直到2月11日广州市召开“非典”新闻发布会，媒体才结束“特别沉默期”。后来媒体果断地积极作为，事实证明并未发生像大部分媒体事前所担忧的不可控制的混乱。
而今年三月的“拉萨事件”刚刚结束，十几家中外媒体就奔赴拉萨实地调查采访，由于媒介的积极作为，国内人民群众对事件有了较深刻的、真实的、全面的了解，使人民群众及时理解和支持党和政府的路线，国外对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谣言不攻自破，从而出乎意料地平息了骚乱，避免了更大的误解和冲突。由此可见，媒介不作为在国家政治、经济中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定义中的“某些因素”，笔者亦作了归纳总结如下：
一：政治民主的可信度。民主政治是媒介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根本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主意识越是发达，那么它的媒介越是有胆量和勇气积极作为，相反，在一个封闭的、集权的、民主观念欠发达的国家，那么它的媒介就多半倾向于“不作为”。这是因为在民主丧失的地方，谎言就成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会通过命令、威胁、禁令和逮捕等各种方式威胁媒介，让它们屈服于政府的愿望，否则政治权威就否认媒介存在的合法性。中国绝大部分媒介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公有性质，因而它们的行为时时刻刻都要受到党和政府的强力控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才能确保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随着中国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将会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这将在考验媒介的同时也为媒介承担更大的责任提供了可能。
二：法治及法治的执行力。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基本标志之一的法治是媒介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重要保障。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是其保障的两个重要方面。良好的法制环境不仅有利于避免媒介不作为，而且有利于限制媒介乱作为，从而使媒介始终维持生态平衡。尽管中国在新闻法规的立法建设方面初具规模，但仍然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中国相关的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机制，规范媒介生态环境。
三：部分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利益的目的，阻挠媒介功能的充分运行。
四：媒介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服务意识，直接导致了媒介的不作为后果。不管媒介作为还是不作为，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介工作者的立场和素质。媒介作为大众化的传播工具，应当在不违背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以及道德伦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充分地向大众提供准确详尽的信息，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关注民生，大胆作为。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媒介不作为”进行批判，并不是要求所有媒介抛弃原则进行随心所欲地报道和传播，无原则地传播行为被证明是相当危险的。这一原则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原则。媒介是政治的婴儿，它的成长需要政治的保护。至于这个婴儿最终是“叛逆”的还是“温顺”的，那要看它的监护人的想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媒介脱离政治违反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法律，违背基本国情，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总的来讲，不管媒介是出于自身狭隘的利益还是屈于外部压力而放弃责任，都将会对包括媒介在内的广大目标造成持久而深刻的伤害。媒介的立命之本，在于关注民生，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今天，媒介不作为显然与这一宏伟目标背道而驰。因而传媒界必须尽快寻找新的出路，尽管这一出路艰难而凶险。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党和国家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局面将会得到扭转。从“非典事件”到“拉萨事件”，我们已经看到了迈出的一步。
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理论》《信息的扩散》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
《传播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