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章在简要介绍主体间性的内涵和制度形成及演化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主体间性对制度形成和演化的作用。认为主体间性是人们交互行为的基础，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制度，从主体间性出发的研究，是对制度演化分析的必要和有力的补充。

　　 论文关键词：主体间性 内涵 合作机制 制度 规则
　　
　　 一、引言

　　 转轨期制度改革问题是一个当前中国具有时代背景的问题，而既有的制度研究成果则由于存在较多分歧，难以为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提供良好的解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是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程度的基本标尺。制度具有承载人的意识和规范人的行为的重要作用，诺思认为,制度构造了人类互动的结构，是降低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是人们行为互动之后所形成的均衡解。因此,要想搞清楚制度的产生,特别是制度形成的过程,需要还原到对行为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制度的研究。既有的制度分析也没有提供主体间性与制度规则之间联系的理想解释，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使得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为此本文拟在介绍学术界关于主体间性和制度形成和演化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主体间性对制度形成和演化的作用。

　　 二、主体间性的内涵

　　 “主体”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范畴和重要发展线索，主体性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经历了一个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是西方哲学在主体性理论上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主体间性哲学是从批判主体性哲学中发展起来的，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是当代西方哲学在主体性问题上的根本取向。
　　 主体间性(Intersubjeetivity)是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晚年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译作“主体间性”，又译为主体际性、交互主体性、交互主观性等。A·莱西在《哲学辞典》中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主体间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的范围中。”主体间性理论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自我（笛卡尔的我思）。将主体间性在诠释学本体论上发扬光大的是海德格尔，为了克服“主客二分”哲学观的缺陷，海德格尔提出了“人是此在”的重要论断,构建了“主客共融”的诠释观。海德格尔认为一个对存在更可信的分析是查探促成存在物如实地展现的背后基础。但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忽略了这个更本源的（或主客分化之前的）存在，终于混淆了存在及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探询存在的真义，以及我们如何走向存在。一方面，作为“此在”的人通过理解作为“彼”的世界而理解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因人的理解而获得存在的意义。主体间性的根据在于生存本身，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在现实存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要以主体间的关系为中介，包括文化、语言、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主体间性比主体性更根本。主体间性既包含着社会性，也包含着个体性。主体间性既否定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观念，也反对社会性对个体性的吞没。主体间性反映了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是个性间的共在。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使得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即从关注主体性和认知上的主客体关系转向关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把人类认知的对象世界不再看作客体，而是看作主体。主体间性作为本体论的规定是对主客对立的现实的超越。当代哲学诠释学以独有的方式考察了主体间性，认为胡塞尔等人之所以困扰于先验主体，是由于他们持有一种本体论方面的偏见，即把“他人首先理解为知觉对象”，而没有揭示生活概念的潜在根源。当代诠释学旨在阐明“适于表达作为一种交往过程的理解”的最本质的内容，而理解只能在语言中完成。因此，掌握一种语言、参与一种交谈，本质上就是接受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富有成效的对话，人们得以形成普遍的尺度和共同视野，进而形成一种制度。主体彼此在互动行为中，服从于维持和扩展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可能行动的一般性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制度。

　　 三、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合作机制的形成

　　 制度是约束人的一种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呢？当前关于制度生成有两种认识论，即演化生成论和制度设计论。演化生成论认为制度的生成是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长期博弈而逐步形成的用于约束彼此行为的共同规则或规范，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制度设计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必然存在，制度的生成是难以自然演化的，而是人们在长期多重博弈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明确设计的结果。社会是处于分工中人的结合。制度可以理解成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为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所共享,每个人就会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这就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限制解放和扩张个人行动的集体行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演化思想最初来源于生物学类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达尔文带给我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与达尔文主义的演化思想相比,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博弈主体间的一种淘汰适应过程。制度的多重性和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了个体行为主体根据技术、禀赋和偏好进行主观决策，其结果就可能出现多个对个体行为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新规则，从而可能导致两个问题的产生，一是这种多样性的再创生可能会导致了个体之间已有的协调制度被打乱，从而使个体之间出现了混乱摩擦的局面。二是新规则与旧规则的协调问题，旧规则既可以为新规则提供丰厚的支持土壤，也可以表现为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纠缠，从而可能导致制度在演化过程中新规则在引入过程中与旧规则的抗衡。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能否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合作机制实际上就是制度和规则。
　　 制度生成和演化的两种观点表明，制度的生成和演化可以是一个动态的自发演化过程，也可以是有意识的人为设计的，不管是一个动态的自发演化过程，还是有意识的人为设计的，都离不开主体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