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善者因之”的投资伦理观

　　“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统一的，任何绝对的“重义轻利”从根本上说是违背人的本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此，与其对人性抑而制之。不如顺应经济发展之自然，顺应百姓进行贸易、投资等活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动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是所谓“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因而最佳的投资管理政策是要符合经济规律，顺应自然之势，“因而用之”。当然，如果投资活动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危害，也要因事制宜辅以一定的“利道”、“教诲”和“整齐”，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相应的政策引导，或鼓励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投资活动，或对某些投资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而不要武断地直接干预投资活动，“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投资活动常态化，“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由经济的自我发展而实现天下之大治，“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司马迁‘.善者因之，顺乎自然”的投资伦理观传承了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伦理内涵。

　　四、“资利资封”的分配伦理现

　　与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按政治权势进行财务分配的主张不同.司马迁首次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素封”的观点，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创新地指出“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日‘素封’”。

　　在“货殖”经济中，司马迁认为财务分配必须遵循一定的要素标准:有官职者可以通过其管理得到傣禄的分配，有爵位者可以通过封地得到贡奉的分配，有土地者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的分配，有货币资本者可以通过借贷货币获得利息的分配，“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而没有权财的人，则可以通过出让劳动力来获取收入，从而“各得其所”。此外，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结尾处对“素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认为，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资财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够聚集资利，不肖之徒最终会破财败家，“岂所谓‘素封’者邪?”可见，司马迁摒弃了道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分配观，改良了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开创性地提出了按照管理、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度来参与财务分配的观点，这比亚当·斯密的要素分配论早了1800多年，堪称“史学一绝”!

　　“融百家治国之道，明古今盛衰之理”，在诸子百家的思想浸淫中。司马迁融宏观富国之学与微观治生之学于一体，以其睿智的眼光探寻伦理道德的物质本原，博通并蓄，凝练了中国财务伦理思想流变中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