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念误区的突破:从义利对立到“开明自营”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言利”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杨朱的“为我”论作为极其少有的例外，也始终是历代圣贤批判的对象，尤其是作为国学的儒学更是贬利仰义。在孔子那里，他虽然不否认人的物质要求，还认为自己就是个“美食家”，但是他更强调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并把与“利”相对应的“义”升华为一种道德修养，认为‘f安贫之乐”是一种道德要求。在以后的儒学中，从孟子到董仲舒，却将物质利益和道德水准进行挂钩的做法进一步发展成了义利对立，到了宋明理学那里更是达到了“存天理，灭人欲”，把义与利的关系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实际上，“逐利”倾向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中外古今皆然。只有到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将追求经济利益视为正当的行为，在理论上获得道德的认可。斯密理论的主旨是放任政策和自由竞争，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前提则是有利己之心并精于理性计算的.‘经济人”的假定。西方社会200余年的实践表明，依据斯密的理论原则运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而且，它结出的果实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严复首先对“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做出极力的辩护。他针对有人对斯密“经济人”假定的非难，从学理的角度予以驳斥。他认为“经济人”说首先不过是一个学术上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与人实际上的道德水准无关。经济学的意义，在于确定人追求利益是正当的，而追求正当利益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

    他依据斯密的理论，将矛头直指传统的义利观。他批判了孟子“亦有仁义而巳矣，何必言利”和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指出:“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fsl0他对“义，，与“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认为“义与利’，的偏向与人的道德、与

人之为“小人”和“君子”无关，相反，正当的利和义是不能分割的。

    严复进而提出了“开明自营”的义利观。他一方面肯定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极端的“自私自利”。他的“开明自营”指的是顾念道义的“利己”，即“合理的利己”。严复认为，“开明自营”不会与公利发生冲突，相反，公私“两利”是相互促进的:“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机也，饮食男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凡斯人之大欲，即群道之四维，缺一不行，群道乃废，礼乐之所以兴，生养之所以遂，始于耕凿，终于惫迁。出于为人者寡，出于自为者多，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 [ 31因此，“开明自营与道义必不背”[s1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追随着斯密，从学理上对斯密学说做出辩护，但他的“开明自营”与斯密的“经济人”假定依然很不相同。斯密完全肯定人的逐利本性，并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当合理性，而严复虽然反对“义利”对立，肯定逐利是“斯人之大欲”，但他讲到“私利”之时，时时不忘与“公利”的协调，即所谓:“唯公乃有以存私，唯义所以为利”[sl，他将“自营”与道德紧密相连，反对自私自利。这一观念依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方面说明严复对超越于“公”和“义”的个人主义利益观念尚未彻底的理解，也反映他的持中性格和一定程度上对儒家道德理想的认同。

    三、政策层面的期待:从“政令烦苛”到“听民自谋”

    严复认识到市场自有其自己的逻辑，“一国财赋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也。,.[61“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61，’at烦者其国之岁殖必退也”I6l，因此，统治者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否则，政令烦苛必导致经济衰退和人民“不得安生乐业”[6]。严复发现，导致英国富强的秘密是英国“政令之曰以宽大”，“守自由离政之效”，“听民自由，无为泪梗者”，倡“明自由平通之义”[5]。在严复看来，自由之政对于经济发达的英国社会有如此功效，同样，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也会如此，甚至功效更为显著:“自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亨也，且能持己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囚因此，统治者应当还政于民，实行自由贸易之策，让人民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基于此，严复主张贸易自由，对内，他反对官商对商业经济的垄断，认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诱之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5]。当然，正像斯密从没有严格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样，严复没有绝对排斥“官办”，认为应根据情况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但其主要倾向是提倡民办。对外，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自由的贸易，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凡变革商宗(重商主义)学者之所为，皆大利而无害。‑fsl重商主义的根本症结一个是设立“关税壁垒”，在此问题上，严复赞成斯密提出的“非锁国门”、“任民自治”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他谈到英国采取这一政策带来的效果时说:“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但最有关系者言，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fsl重商主义的另一症结是只看中贸易的顺差，将金银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在当时中国统治阶层流行的正是这种只注重贸易顺差的“漏危”论。他指出这种想法的肤浅，并进而提出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铁路和矿山以摆脱贫困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