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金融监管理论并积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我国金融业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国际和国内金融形势下，通过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定义论述，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希望能够对有关方面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关键词：金融监管 体制创新 评价框架 效用假说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作用过程。由于监管体制的时滞，监管方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反应状态。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行为简单地看是盈利动机驱使，从深层次看却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相对落后，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没有永远成功、有效的或者永恒不变的监管体制，所以才要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

　　从熊波特的创新理论出发，结合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来理解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被监管者的信息、适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理论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组织模式的出现。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都是为了替代当时己经成为金融发展阻碍的金融监管体制。率先进行体制创新的国家都是为了化解本国金融业发展的阻碍，所以每一次的体制创新都是对原有体制的扬弃，这就是体制创新的表现，新的体制成为随后一个时期金融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制度创新的意义所在。所谓金融监管体制的根本层面，就是金融监管主体构成。这也就决定了金融监管主体结构的变化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重要表现。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动态博弈，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体制的变革，我们要从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含义、背景和原因与目的进行分析 。

　　三、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金融监管的效用假说

　　各国之所以变革其金融监管体制，其原因必定是新的体制要好于旧的体制，但是，体制变革的好处往往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条件。这里，尝试根据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效用理论，解释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效果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解释。

　　各国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所要实现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证系统性稳定(S)和保护消费(投资)者的利益(C) 。S与C就类似于我们在进行效用分析时的两种商品，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系统性稳定和消费(投资)者保护，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两目标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即ps/pc=，则有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U=U(S， C) 。这里的监管效用，并不是指单个的监管机构的效用，而是指全社会的总体监管行为所取得的效用，这往往就不只包括监管机构，也可能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也即对金融市场的人为干预所要达到的总效用。

　　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模式等诸多因素。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对金融监管的效用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将体制变革的效用分为：体制变革后的收入效应、体制变革后由于两目标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首先是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即指通过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使得一国金融监管能力发生了变化，也即金融监管预算线的变动。例如，将原来分散的金融监管部门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也即降低了监管的体制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

　　其次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金融监管体制发生变化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由于监管能力的提高而获得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用，但是，正如前而所讨论的那样，体制变革后由于新体制对不同金融监管目标评价可能发生某些转变，这样它要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监管目标所要支付的成本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监管各目标的偏好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改变视为两目标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已经指出，新成立的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机构，往往更加重视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其采用的监管技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改进有利于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监管技术。也就是说，两目标相对价格随着监管目标和技术的转变而变化了，即C的价格相对下降，S的价格相对上升。同样，为了取得等同的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并成立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往往需要与中央银行和则政部等部门进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其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也可以视作系统性稳定(S)价格的上升。

　　由此可见，两目标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监管的效用下降。与一般的效用分析一样，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对金融监管效用的影响也可以分解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

　　通过对由监管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与体制变革后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和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是否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用 。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效用假说，只是试图给有关监管体制改革效果的讨论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个假说本身是以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其隐含的假设条件十分简单，如它假定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计量的，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也是可以计量的，两目标的关系也符合正常商品的性质，而金融监管预算线也符合消费者预算线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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