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对美国而言,保持对华贸易逆差同样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这是因为,美国作为"金融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高端地位,并利用其对技术创新范式、市场标准、知识产权以及金融资产定价权的垄断,可以用一纸美元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可以不顾及其对华贸易逆差的规模,也不用担心美元汇率的变化,更感受不到必须调整其经济失衡的压力。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逻辑。
然而,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却成为其政府以及部分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对中国输美商品施以种种限制的借口。根据WTO网站的统计,在2004年3月18日~2012年9月17日这一期间,美国援引WTO的相关规则对中国提起的贸易争端诉讼案例达到15项。2013年4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USTR)向美国国会和总统提交了2013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NationalTradeEstimateReportonForeignTradeBarries,NTE)。该报告作为美国对其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政策评估的年度报告,其中有关中国市场的贸易壁垒的陈述长达41页,占整个报告的1/10。报告对中国进行了"点名"批评,中国诸多行业和领域被冠上"贸易壁垒"的头衔,成为指责的"箭靶目标"。另外,自2003年以来,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低估和中国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据统计,在2003~2011年这一期间,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民币汇率议案达到53项。汇率问题和贸易失衡问题一样,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工具。2013年3月20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101名议员再提议案,再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三、美元本位制对中美金融失衡的影响
(一)中美金融失衡:规模失衡和结构失衡
与以上论述的贸易失衡相比,中美金融失衡更为严重。这种金融失衡既表现为规模失衡,也表现为结构失衡。
从规模失衡来看,由于中国对美国进行大量的资本"出口",美国因此成为中国资本"出口"的最主要的目标国。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数据,1999年美国对中国金融账户顺差为125亿美元,到2011年则上升为1102亿美元,大约增长了9倍,由此反映了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急剧增长。截至2009年,中国对美证券投资总额达到14627.2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7倍,占外国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15%,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对美证券投资国;而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总额仅为102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7%左右。虽然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分别减持美国企业股票214.54亿美元、美国企业债券451.83亿美元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债券672.04亿美元,但是对美国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的投资则分别增加了2352亿美元和1454.12亿美元。
从结构失衡来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债券投资占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美国对中国股权投资占其对中国的证券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从而构成了从中国流入美国的债券投资资本与从美国流入中国的股权投资资本二元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格局。换言之,中国以股权换债权的现象十分明显。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028亿美元,约占外国持有者持有美国国债的1/4;而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仅为18.11亿美元,仅占对美资本输出总额的1.3%(而同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达到95.7亿美元。
(二)美元本位制对中美金融失衡的影响
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无论美元汇率在短期和长期如何波动,无论美国货币当局推行强势美元政策或弱势美元政策,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货币当局手中。换言之,美元享有自主贬值的自由。其他国家由于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则不得不接受美元间歇性贬值的"隐秘法则"。这也是美元本位制的逻辑。
由于美国的对外资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对外负债多以本币计价,因此,对于拥有巨额对外债务的美国而言,美元贬值(即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无疑是稀释其对外债务(即减债)的最佳方法。而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则深受其害。尽管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尤其是在2007年至2008年6月这一期间),已经在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上实施了比较积极的多元化对策,但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总额占同期外汇储备存量的比重仍高达67%。其中美国国债5350亿美元、机构债5438亿美元、公司债267亿美元以及股票995亿美元,总计1.21万亿美元。从2008年7月开始,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和企业债。由于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thers)破产导致美国股票市场指数大幅下跌,中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的投资损失惨重。然而在该公司破产导致美国风险资产价值遭受重创以后,全球各国的资金受"流向安全港效应"(flytosafety)的影响即寻求避险而流入美国国债市场,而中国的主权投资机构也在此时开始增持美国国债。至于中国主权投资机构在此时选择继续增持,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中国在此时减持美国国债,就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抛售美国国债的"羊群行为",从而导致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价值的下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财政部手中的"人质",所以中国不敢轻言减持美国国债。而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调整其资产结构和保持流动性以应对危机的需要,在获利后迅速抛售其持有的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H股。美国金融机构的这一行为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asymmetricalinterdependence)。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美国这一"中心国家"或"金融国家"与中国这一"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的"共生"模式。它充分表明,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LawrenceH。Summers)在2004年所描绘的"金融恐怖平衡"(blanceoffinanceterror)。根据萨默斯的解释,由于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赖,所以也就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威慑力和制衡力,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会轻易改变或者说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这种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这种"金融恐怖平衡"主要表现为:第一,如果中国试图改变现行的政策框架即减持甚至抛售存量美元资产以减少对美国的融资,将导致美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而对美出口的减少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中国停止为美国融资,将导致美国的金融市场出现资本短缺,从而影响美国减少对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规模。第二,无论是美元汇率的走低还是美国国债市场价值的缩水,都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存量美元资产的购买力下降。由于这种"金融恐怖平衡"的存在,中国难以减持美国国债,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美国国债缩水和美元贬值的双重挤压。这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依然增持美国国债。由此可见,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这种"金融恐怖平衡",是一种非对称的"恐怖平衡"。
值得关注的是,继2011年8月初美国国会两党在国债上限问题上的角力导致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等级下调后,2013年10初美国民主党(白宫)与共和党(国会)的国债上限之争再度上演,美国国债一度濒临技术性违约的边缘。这种由美国两党政治闹剧产生的溢出效应,不仅体现在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一度出现的震荡,而且也反映出中国货币当局对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潜在风险几乎无能为力。尽管美国国债不太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这种情况只维持很短的时间,其结果对中国而言也是不堪设想的。
四、中国如何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
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国家在经济、金融上所遭受的重创以及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元在此次危机期间的急剧升值都充分说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依然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与美元分庭抗礼或者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换言之,美元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地位与此前相比,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进一步巩固。所以,美元本位制仍将持续,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续性,决定了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将继续。尽管目前中国无法打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金融恐怖平衡",但是,中国必须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
第一,尽快完成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保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以过低的资源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以及能源等生产要素)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获得了贸易竞争优势;通过扩大出口、即在用国内资源补贴美国以及全球(即牺牲了本国居民的福利)的前提下,扩大了外汇储备的规模,并将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稳出口"作为中国外贸政策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最近几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的出口已经很难用价格竞争来换取市场优势。多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以过低的资源价格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获得的贸易竞争优势,并不值得花费更大的代价去维持。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中国应该积极扩大内需,即实行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数据,2011年中国私人部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3.5%,在整个亚太地区仅高于文莱。国内需求不足导致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的过度依赖。为此,必须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及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在实体经济这一层面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