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中坚力量。作为实体经济最基本、最微小的细胞，小微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为创业创新注入活力，为企业家队伍成长搭建平台，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处于基础性地位。[1]

　　《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在全国1527.84万户企业中，小微企业有1169.87万户，占比达76.57%,而把个体工商户纳入统计后，小微企业占比达94.15%.[2]实体经济的强大不仅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中型企业，更要有“铺天盖地”的小微型企业，小微企业是大中型企业的昨天与前天，是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的基石。

　　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2014年以来，通过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实体型小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题：小微企业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难度大、成本高，大多数小微企业依靠民间借贷或者应急式短期贷款，进而背负高额融资成本，生存空间狭窄。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已刻不容缓，为此，国务院多次开会研究小微企业，多次出台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推出的降息、缩短融资链条、清理金融服务收费、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支持跨境融资等措施都有利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非常及时。本文认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境，促进小微企业的良性发展，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构建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多样化组织体系、立体化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以服务小微企业。

　　二、融资困境已成为小微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当前经济金融运行面临“钱多”和“钱紧、钱贵”并存的格局。一方面，资金面总体宽松。2014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2%,本外币贷款余额86.79万亿元，同比增长13.3%.2014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78万亿元，同比多增8900亿元。[3]

　　另一方面，实体型企业依旧处境艰难，企业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呈“多轨并行”局面，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从银行获得贷款利率在6%左右，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2~4倍

　　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贷款年利率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一年期的银行贷款利率为6%,而美国是3.25%,日本只有1.3%,我国贷款利率过高。实体经济经营收入与其融资成本之间出现严重倒挂。有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已持续下降至6%,而实际利率已由2011年的负1.2%上涨至2014年3月的8.3%.[4]与此同时，“金融热、实体冷”的局面仍未得到明显改善，《2014中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显示，260家制造业企业净利润为4623亿元，相比之下，17家银行净利润为1.23万亿元，260家制造业企业利润总和不足17家银行的一半。

　　(二)小微企业正规渠道融资的成本高达15%,且正规贷款可获得性低

　　调研发现，工农中建等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比基础利率上浮20%~30%,民生银行“商贷通”上浮45%左右，华夏银行上浮40%,光大、浦发、兴业和招行均上浮30%.据部分城市中小企业反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一般上浮30%~45%,加上手续费、承兑贴息、联保保证金、评估费、登记费、担保费、公证费、咨询费等各种费用，企业最终融资成本一般都在15%以上。同时，银行贷款对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要求严格，门槛高，众多小微企业难以达到银行贷款要求。小微企业用款讲究的是“短、小、频、急”,而银行信贷一般需要线下调查、交叉验证等复杂程序，贷款耗时过长、融资效率低。调研发现，部分城市只有10%左右的小微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获得贷款周期过长，企业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用款时机。一些小微企业的微薄利润不堪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重压，背负沉重的还款压力，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三)大量小微企业转向小额贷款等民间借贷，融资利率高达25%

　　面对可获得性低的正规银行贷款，大量小微企业转向民间借贷。《中国小微企业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民间借贷占小微企业负债总额的45.7%,已成为小微企业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但民间借贷将进一步推升企业融资成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收取高昂手续费，并按贷款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控制风险，造成企业的隐形融资成本高企。在大连调研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第三方金融机构虽然丰富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但融资成本较高，部分小微企业获得的第三方机构无抵押信用贷款有的月息达到23%到25%,甚至超过了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四)部分企业为了“应急”,不得不转向利率高达40%以上的短期过桥民间高利贷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反映，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以及民间融资的年利率一般在30%至50%之间，部分融资成本甚至超过50%.在河北唐山的调研显示，中小企业民间短期借贷月利率普遍为2.5%~3%,短期“过桥”资金月利率5%~6%.相对于高昂的融资成本，小微企业实际利润微薄。大量小微企业处在传统“红海”行业，进入门槛较低，竞争激烈，受近年来员工工资成本和办公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利润下降十分明显，调研显示样本企业利润与三年前比较下降约50%.小微企业的高融资成本挤占了其狭窄的利润空间，大量小微企业处于“不借即等死，借钱即找死”的两难境地。

　　(五)产业链上游的大企业拖欠下游小微企业账款形成的“三角债”使小微企业艰难的资金链“雪上加霜”,加剧“钱紧”和“钱贵”

　　强势大型企业与弱势小微企业形成“两级分化”.产业链上游往往都是大企业，对银根、地根、能源、路桥等资源形成高度垄断，占用下游的资金，能拖则拖，所以下游的中小企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大幅增多，小微企业因大企业账款拖欠形成的“三角债”而不堪重负。调查显示，我国大量小微企业有超过其资产50%以上的应收账款，该比例远高于国际上20%的平均水平。这使得企业本就艰难的资金链“雪上加霜”,随时可能断裂，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资金匮乏。

　　三、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思考

　　振兴实体经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小微企业的良性发展，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特别是要从供给端发力，构建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多样化组织体系、立体化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以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型小微企业发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

　　(一)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银行业中活力，提升城商行服务小微企业能力和竞争力，放宽金融市场准入

　　让民间资本设立更多的民营中小银行，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在金融改革中的“鲶鱼”效应，构建竞争有效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2014》，小微企业首先选择从银行获得外部融资的比例高达74%,而其中选择中小银行进行融资的占比又高于选择大型银行占比。当前，我国现行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所有制单一，缺乏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并自主管理的民营中小银行。目前，我国银行数量是美国的58%,但是单体规模较大，我国银行业机构平均资产规模为383.26亿元，美国为21.58亿美元，仅为我国的1/3;股权集中于国资，民间资本在银行股权中构成偏低，在现有的银行体系中，除民生银行和台州的民营社区银行等外，95%的银行都是公有公营。

　　为此，第一，要营造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要加快《商业银行法》修订，明确民营中小银行的合法地位，通过法律对民营中小银行的借贷形式、运作模式、资金投向、贷款额度、借贷期限和纠纷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为民营中小银行的经营和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和保护。完善银行业尤其是民营中小银行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民营中小银行的透明程度，及时监测并控制经营风险。同步构建层次分明的监管体制，大中型金融机构由中央监管，民营中小银行等小微金融机构的监管可下放至地方。要加强与行业协会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辅助监督作用。

　　第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银行业发展。一方面，要引进民营资本参与现有商业银行的改造，放宽民营资本设立社区小银行的限制，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借鉴我国村镇银行和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经验，由银监会进行总体规模控制，并把设立民营中小银行的审批权力交由地方政府，建立由民间资本主发起的社区中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要建立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的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通过兼并重组、接管等多样化的市场退出方式，以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优化银行业生态，提升银行业市场整体绩效。

　　第三，提升城商行的竞争活力和服务小微企业的水平。现有银行体系中，城商行等地方银行对满足当地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有着丰富的经验，深交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城商行已经在支持中小和小微企业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要采用动态监管方式，在资产规模、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管理。城商行自身要坚持做强、做精，通过差异化、特色化经营为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对于优质的城市商业银行，可支持其通过上市获得融资，进而使资本市场间接服务小微企业。要降低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的门槛，要简化发行程序，扩大发行规模，并加大宣传提高市场认可，增强金融债的流通性，降低发行成本。

　　(二)传统商业银行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可采取小微贷款税收优惠、小微信贷差别化管理、抵押品创新等方式，增强服务小微企业能力

　　传统的银行信贷对实体型小微企业发展举足轻重。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境内外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5.46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4%.[5]但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存在不可持续性，信贷风险上升进一步制约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财税政策的引导力度尚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