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早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凯恩斯的《货币论》到Bernanke&Gertler(1989)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缓减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巴塞尔委员会相继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和《巴塞尔协议II》，但是实践证明，该协议不仅不能防范系统性风险，还加剧了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使金融系统变得更加不稳定，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维持全球金融及经济稳定，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以逆周期为主旨的《巴塞尔协议III》，同时，G20、FSB等国际组织也密切合作，推出旨在加强全球金融稳定的可共同遵守的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也推出了中国版本的《巴塞尔协议III》，通过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工具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希望这些监管工具的实施能有效克服银行行为的顺周期性。而国内学者研究普遍表明，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如刘涛(2005)、滑静和肖庆宪(2007)、许伟和陈斌开(2009)等;但也有少数学者如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的研究认为，我国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阶段性的顺周期性和阶段性的逆周期性。总之，对于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周期性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研究结论也未统一，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及检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选择16家中国上市银行1998-2013年的数据，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对这些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这些上市银行信贷行为在此经济周期内表现为阶段逆周期性和阶段顺周期性，这与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的研究结论相似，但二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别;银行规模对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影响也较显着。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的研究较多，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两方面说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与宏观经济相互作用，促使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产生波动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在理论研究方面，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信贷周期是由投资率相对于储蓄率的波动而导致，而信贷随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关系。此后随着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出现，信贷的顺周期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Bernanke&Blinder(1989)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存在，信贷配给是与银行理性行为相一致的长期均衡现象，并依此建立了关于信贷市场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即金融加速器(BB)模型，该模型的出现使信贷行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数理上得到了统一。Bernanke&Gertler(1989)进一步用金融加速器模型解释了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状况决定了信贷供给与需求，而信贷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与宏观经济呈顺周期性关系。信贷需求方面，当经济繁荣时，投资与消费需求增加，银行信贷需求增加;信贷供给方面，当经济繁荣时，资产价格提高，以相关资产为抵质押进行贷款的供给增加，信贷的供给与需求增加使得产出增加。反之，当经济萧条时，信贷供给与需求都减少，促使产出进一步减少.随后,Bernanke,Gertler,Gilchrist(1996,1999)将外部金融环境变化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分别融入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使金融加速器理论进一步完善，形成了逻辑性更强的BGG模型，从而得出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信贷需求的变化可以传导并放大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宏观经济波动。还有一些学者沿着金融加速器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使得信贷顺周期性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更加完备。

　　一些学者还从其它视角阐述了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作用机制。如Minsky(1997)，Borio,Furfine,Lowe(2001)认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普遍对风险认知的错误也会产生顺周期性。该观点认为，银行在经济繁荣时过于乐观，信贷标准降低，增加信贷供给，消费者与生产者也会过于乐观，增加信贷需求;反之当经济萧条时市场参与者过于悲观，减少信贷需求与供给，从而引起经济产出波动。Berger等(2001)也持相似的观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监管规则也可能导致信贷的顺周期性，Bliss&Kaufman(2003)，Heuvel(2002)认为，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银行的资本缓冲会减少，为了达到资本监管要求，银行不得不减少信贷供给。总之，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在学术界已成为主流观点，也一直是指导监管当局制定监管政策的重要原则。

　　实证方面，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多，基本证实了信贷顺周期性的存在。如Gertler&Gilchrist(1991)考察了上世纪50年代到90代年美国制造企业的数据，发现当宏观经济紧缩时，整个社会的信贷需求与供给会减少，繁荣时会增加。Gertler&Gilchrist(199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加速器机制存在双重不对称特点，即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企业信贷需求的变化比经济处于上行阶段大;不同规模企业的信贷需求也具有不对称性，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变化比大企业大。Borio等(2001)研究了10个OECD发达国家1979-1999年间私人投资和GDP比率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信贷和GDP比率快速增加，而当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则明显下降，从而证明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Bikker&Hu(2002)进一步分析了26个OECD国家1979-1999年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当经济扩张时，信贷规模增加，经济衰退时减少。Hofmann&Worms(2006)对德国及欧元区国家以及Greenlaw等(2008)对美国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Craig等(2006)选取一些亚洲银行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这些银行具有顺周期性。Jeong(2009)对韩国银行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国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Bebcuk等(2011)进一步对全球144个国家1990-2007年的银行数据进行研究，也同样发现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因此，上述学者实证检验基本表明，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

　　国内也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刘涛(2005)选取1994-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季度数据，研究经济波动与信贷波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顺周期关系。滑静和肖庆宪(2007)利用多元GARCH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存在显着的顺周期性，两者的当期波动状况不但受其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还受各自前期波动的交叉影响。方芳和刘鹏(2010)以信贷周期和货币周期为例，对中国金融业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与金融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顺周期性，这种关系自上世纪末开始逐渐增强。周助新、胡王婉(2009)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53-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呈顺周期性。李麟和索彦峰(2009)认为在全球经济变动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波动及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的双重特征极易触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许伟和陈斌开(2009)的研究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国银行业信贷和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信贷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张金城和李成(2011)对中国五家国有上市大银行信贷及资本监管的周期性进行分析，同样也认为上市国有大银行的信贷和资本监管具有顺周期性。而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银行信贷活动不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运用周期滤波方法分析1991-2010年间中国GDP与信贷余额的季度数据，结果显示信贷余额表现为阶段顺周期和阶段反周期关系，特别是次贷危机后，信贷与产出显着背离。

　　学术界大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验证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但是在理论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上述理论有失偏颇，信贷的供给与经济产出并不是想当然的呈顺周期性关系。如Myers&Majluf(1984)认为，当经济繁荣时，从资金成本角度看，企业会去杠杆化，使用成本更低的自有资金，从而减少对信贷的需求;而当经济萧条时，消费者为平滑其消费水平，使其在经济萧条时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太多，会向银行借款，增加信贷需求。因此，该种理论认为，银行信贷与产出具有逆周期关系，但是类似观点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这一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较发达，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银行行为具有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因而研究认为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有其必然性。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较多，银行信贷行为基本上是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在把经济增长作为考察各级政府政绩的指导原则下，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是否也同样具有顺周期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后文将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来对我国银行业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展开研究。

　　三、中国上市银行的信贷供给与经济增长

　　央行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影响生产与消费，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央行希望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政策工具，实现调节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最终达到影响产出的目标。如从1998年到2013年，央行调节存款准备金率达到42次，有时单独一年也频繁调节，如2007年调节了10次，2008年调节了9次。在利率方面也是如此，如2007年央行调节利率6次，2008年调节了5次。

　　1998-2013年，可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98-2002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增长率在8%左右;2003-2008年上半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增长率从8%增加到13%左右;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增速下降到9%以下;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增速超过10%;从201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紧缩阶段，增长率下降到7.5%左右。因此，中国经济从1998年到2013年经历了紧缩-过热-紧缩-过热-紧缩几个过程。

　　而1998-2013年，中国各上市银行信贷扩张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98-2002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迅速扩张，如民生银行(2001年、2002年)、深圳发展银行(2001年)、浦发银行(2002年)、兴业银行(2001年)的贷款年增长速度超过80%,民生银行2001年更达到了108%,其他银行信贷在此阶段也快速增长;2003-2008年上半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为了抑制过热，政府加大调控，导致各银行信贷增长率迅速放缓，基本在20%左右，国有四大行更低只有12%左右;从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政府大力救市，进行大量投资，导致银行信贷增速迅速提高，普遍超过30%,如2009年中国银行为48.97%,建设银行为30.84%,农业银行为33.05%,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更高，如宁波银行66.54%,中信银行60.3%、南京银行66.8%;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为抑制通胀，银行信贷增速迅速放缓，基本回落到20%以下，2011年国有四大行信贷增长率在12%左右，其他商业银行也基本在15%以下;从2012年到2013年，经济又进入紧缩期，央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使得各上市银行的信贷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各上市银行信贷增长率普遍在15%以下，如兴业银行为10.4%,工商银行为12.7%,中国银行为10.87%.因此，我国各上市银行从1998年到2013年信贷增长经历了迅速增长-放缓-迅速增长-放缓-放缓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