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贸易中也存在中日和中韩相互出口的现象，但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服装，而日本和韩国出口的主要是面料或服装半成品。这种分工和贸易还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转移。规模经济和企业内贸易的特征没有IT产业那样突出。

　　(五)直接投资对贸易流向和平衡的影响

　　美国一直是东亚国家出口的主要市场，伴随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经济（NIEs），以及80年代以来日本和NIEs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东亚区域内的货物贸易的流向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2/3来自东亚地区，许多企业原来的主要销售市场就是美国或欧盟，它们的工厂搬到中国后，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变为中国，而销售市场并没有改变。日本和韩国的重化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产品不仅直接销往美国和欧盟，而且是东亚出口加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基地。在华FIEs的进口供应商仍是日本和韩国公司。

　　表8显示，2001年日本是中国FIEs最大的进口来源，进口额289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23%，台湾省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占进口总值的14%，韩国在东亚排第三，占进口总值的11%。这表明，FIEs对日韩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对扩大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具有重要作用。

　　表9显示，FIEs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出口额将近300亿美元，占FIEs出口总值的22.4%，香港虽然是FIEs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却不是最终市场，大部分产品转口到美国和欧盟。因此，实际上美国和欧盟所占的市场份额要比表中的数字更高，日本有可能仍排第三位，大约占出口总值的20%。

　　表8 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从部分国家/地区进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1。

　　表9 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部分国家/地区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1。

　　FIEs对日贸易有25亿美元的逆差，对韩有78亿美元的逆差，对美国的贸易则至少有183亿美元的顺差。这一方面表明，东北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没有改变进口依赖于日、韩，出口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格局，另一方面，这表明韩国对华贸易虽然有100亿美远的顺差，但其中有一部分通过FIES的经营活动，转化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顺差。

　　DRC对日资和韩资企业的调查结果与上述分析是吻合的，接受调查的日资企业中，75.6%的企业产品返销本国，其中返销率超过50%的企业占57%；产品返销本国的韩资企业的比重比日资企业低，为64.2%，其中返销率超过50%的企业大约占40%。除本国市场外，美国是日资和韩资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不过对美出口企业占韩资企业的42.5%，出口占销售额比例超过50%的企业占24%，而日资企业相应比例分别为26.7%和2.4%。

　　三、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发展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潜力

　　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有了

　　很大的发展。然而，与欧洲和北美相比，由于中日韩之间缺乏制度上的合作，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领域受到制约，区域内市场的形成相对缓慢。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得到恢复，三国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对话机制正在建立，以三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商业机遇将展现在企业面前。

　　(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开放将扩大东北亚区域内市场需求。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一直被认为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人们在不断重新评价中国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在有4亿人口的中国沿海地区，80%的外国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都集中在那里。国外资金和内地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形成新兴的出口加工基地。资源和财富的聚集，使大约1亿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3000美元。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70%接受DRC问卷调查的日资和韩资企业表示要通过追加投资、利润再投资和新建企业等方式，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二)扩大投资新领域促进贸易产品的多元化。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长期高度集中于钢铁、化工、机电设备等少数商品，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扩大，甚至由于进口国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而出现某种产品的贸易萎缩。例如，日本曾经大量向中国出口汽车，但由于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结果因市场被合资生产的汽车替代，日本对华汽车出口量下降。又如化工产品是日本和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但近年来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的投资增长迅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商有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由于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市场既是开放的市场，也是竞争激烈的市场，如果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因担心出现“产业空洞化”而错失新的投资机会，贸易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反之，促进投资和鼓励产业转移，可以在更多领域扩大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

　　(三)投资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有利于缓解中日、中韩在农产品贸易上的纠纷。劳动密集型的种植、养殖业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日本和韩国作为距离中国最近的农产品进口国，是中国出口大米、蔬菜、水果、花卉、畜产品、水产品等最具潜力的市场。然而，由于日本和韩国对本国农产品市场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中国对日本、韩国的出口增长缓慢，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目前只有少数日本和韩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农业，将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内销往本国。为了发展双边农产品贸易，并争取共赢的结果，可由日本和韩国的农民组织在中国投资建立种植、养殖基地，并从事深加工，然后向本国销售，用获取的利润来补偿减少国内生产所造成的损失。中国的农业部门也需要资金、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拓宽出口渠道。如果这种投资和贸易合作方式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不仅可以缓解双边农产品贸易纠纷，也可以给两国农民带来利益。

　　(四)中日韩应重视服务业的投资和贸易。日前，日本和韩国在华投资偏重于制造业，除日本对银行、保险和批发、零售业的投资高于FIEs的平均水平外，在其它领域日资和韩资企业的投资比例都低于FIEs的平均水平。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后重点开放的投资领域，日本和韩国企业投资服务业也不仅可以扩大双边的服务贸易，也可提高对制造业企业的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环境。 (二)建立大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扩大重化工业的产业内贸易。东北亚存在重化工业产品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和相互竞争激烈的问题。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某些钢铁产品不仅在区域内市场，而且在全球市场上也相互竞争，由此引发的价格战和反倾销案件时有发生。由重工业通过跨境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的困难比其他产业大。为了避免出现过度竞争造成两败俱伤，可能需要在中、日、韩三国的大企业之间建立某种战略联盟，整合区域内的产品结构，扩大基于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

　　(六)加强三国政府间合作，为繁荣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之间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东盟和中日韩首脑会晤的框架下，建立经贸部长会议制度，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除此之外，三国还可以在投资促进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例如在环境治理、能源安全和开发、区域电信网络等领域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在这些领域中发展企业间的合作，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三国应在充分听取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加强对话，确定开展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为繁荣东北亚区域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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