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 1970 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

　　二、制度化结构

　　有关大型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的已经很多了，上述名单也还应该加进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的“洛美公约” (Lome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EEC-ACP association) 〔 1975 年西欧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一项经济合作协定－－译注〕）。下面，我将简要复述这一历史，特别强调这些机构经常所受到的批评，以及我从中作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证货币的稳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对所有的成员实施强制调整，无论它们的支付状况是有剩余还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重建了欧洲货币的可兑换性 (1948-1957) ，然后帮助欧洲经济的调整 (1958-1967) ，给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从 1967 年起，尽管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还是没能维持货币的稳定。 1973 年普遍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命的终结。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就成了。它通过执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来：对发展家的单方面结构调整进行管理，从八十年代末起，干预东方集团国家以确保它们重新回到国际体系中来。

　　几乎所有的世界家对这一组织的批评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下述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世界银行）是被用来为美国的干涉实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国拒绝了由凯恩斯主张的世界中央银行的选择，而宁愿要一个更弱的、依赖于美国的机构，而不要一个更有效的、但会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责任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总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通过规定借款条件的规则），但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 (2) 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授权中规定了职能，但它从来没能迫使庞大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去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它们财政盈余还是赤字，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却厉行强制。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前文已经说清楚了。 (3) 在它和第三世界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阻止债务在七十年代期间达到天文数字，也没有在此之后减少债务。它的任务是通过强制进行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这种调整是专为偿还债务的目的而设计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经济增长。 (4) 在它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新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在最大程度的开放的背景下加速它们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进度。基金所推荐的的极端残酷性已经显而易见：自由兑换要在一年内实现，而西欧在 1945 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 (5) 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基金只是西方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工具，这些战略则是基于美国、日本、欧共体三者意见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 (1) 在资本主义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由一个“好的”或“坏的”制度造成的。我坚持认为（和巴兰、斯威齐意见相一致），资本主义因其本性趋向于产生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与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停滞趋势在增长阶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个时期的特殊原因。就战后阶段而言，这种环境就是我分为三个部份的体系，包括：国家“福特主义”；欧洲重建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联制度，和“脱钩”；并加上这一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产生于上述条件的强劲的全面增长使金融制度运转平稳，无论它多么怪异。 (2) 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稳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所造成。这种经济实力从“美元饥渴症”中显露出来，并为美元可兑换黄金所增强，也为在欧洲的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所加强，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欧洲重建完成、能够重新开放为止。这一过程的继续进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出现了“相对衰落”），而世界体系则从美元短缺转向了美元过剩。同时，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 ) ，随着战后繁荣的基础的消蚀，危机开始了，这导致了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崩溃。美国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可获得的美元过量）和生产性投资危机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资没有出路。于是， 1973 年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就变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许这笔巨额游资在金融投机上寻找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而国际资本运动额估计达 50 万亿美元！没有金融放开和浮动汇率制度，这笔游资所代表的致命份量会恶化危机。因此，今天，体系的逻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上，因为结束危机是体系自身无能为力的。 (3) 单方面调整政策强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这符合管理危机的要求。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随荒谬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或失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阻止七十年代的过量借款，因为债务的增加对管理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过量闲资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现在正在执行着的调整政策的逻辑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主要潮流，即使这将引起需求的收缩－－因为工资和福利支出减少、价格放开、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并造成发展的倒退。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把管理危机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它们作官样文章的声明，它们对“穷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泪，它们主张“刺激供应”的信誓旦旦的言词，只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诚的或有信用的。 (4) 高利率不是什么“错误”。这是保证游资获得可接受的回报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游资需要针对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灵活系统中的交易风险有足够的担保。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管理危机的政策。 (5) 因此，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应被遣责的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为战后繁荣所设计，并支持了战后繁荣，这个繁荣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互为补充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当这一体系进入危机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就瓦解了。迄今为止，处理这种局势的策略（浮动汇率、高利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对危机的有效管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替代物，通过允许美国从它的夥伴那里强制借款来弥补赤字，使美国买到了它的霸权地位的新的生命延续。这种选择远不是非理性的；通过维持（代价高昂的）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它很好地关照了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失去其经济优势地位时所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英格兰在 1880 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生产能力，但英镑的地位却在衰落过程中一直维持着，直至 1931 年。这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罗素·米德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精确的类比，即当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的体系之运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态度。我相信这个类比可以延伸得更远，其含义远不止于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 (6) 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受逻辑指导的。所用方法的残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标的：拆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生产结构，把它们作为附属的外围国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摧毁工人阶级的士气，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目标还在于拆毁这些国家本身－－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斩断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当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建立欧共体的最初步骤，也迫使东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标在于加速解散前经互会（ CMEA, 更被人熟知为 Comecon ，这是中央情报局给它起的浑名），即使这会使这一地区经济的转型更加困难。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需要有对、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或离开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世界中央银行的设想重复了 1945 年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使这一计划成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 ）以及所拟议的发行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和“发展”之间的“联接”源于同一逻辑。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这是毫不为怪的。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即对空间上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和仍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依然是：或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