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中国职称论文发表写作网，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恩百年来的“国民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性”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但是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国民性”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却真切地影响着对“国民性”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
　　
　　一、“国民性”问题的浮现与延续
　　
　　戊戌变法前后，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国民性”上。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直接把国家“贫”、“弱”、“乱”的现状归凶于民智、民力、民德之低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要救国图强，则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分析国家贫富、强弱、治乱之原因，寻求国富、国强、国治的路径，
　　1902年，粱启超的《新民说》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也就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提倡公德品质，尚武精神，权利与自由，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思想，试图“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寻求立国之道，进而得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结论，并且，梁启超毫不隐晦地说是源自“大学新民主义”。梁启超的论说影响极大，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回忆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当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同时鲁迅反对不察“根柢”，误以为“黄金黑铁”、“托言众治”可以强国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皆是“现象之末”脱离了事情的根本，甚至为害尤烈，因为“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精神张，自觉至，内曜外华，是第一位的。因此，鲁迅呼唤“强力意志”和“摩罗诗人”，“震吾人之耳鼓”，“启人生之閟机”，使“内曜”明华，“人各有己”，人皆获此“自性”，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鲁迅通往“雄厉无前”的人国的思路也是从“新民”开始的，在鲁迅的设想中，“人立”则“事举”，人为真人，国为人国，自然“雄厉无前”，人生价值得立，国家根本得固。
　　清末民初，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严复、梁启超、鲁迅，而是一时思潮，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政治、思想界主将，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文学界大家，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教育界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甚至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二、“国民性”论题与“国家想象”
　　
　　“国民性”论题产生于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的存亡续绝之关键。问题思考的重心和终极，是如何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其国安富尊荣”，这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说的“中华大帝国”和鲁迅所说的“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虽然对“国”的具体理解或有差异，但是建“国”的目标指向却无不同。所以说“国民性”论题的产生，立足点是政治的，是国族的，虽然后来“国民性”批判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味道，但其中寻求中国富强昌盛的底色却是显见的。这一论题在本质上，是对强国路径的思考，是对弱国的批判和对强国的企望，故而，“国民性”论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族问题，是政治哲学而非单纯的文化思潮。而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无不持有政治理想和国族责任，严复、鲁迅、老舍、沈从文、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政治、文化、文学、教育主张，也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忧思。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国民性”论题，将其看作对于强国的想象和通达强国之路设计，会给我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
　　鸦片战争，第一次把中外摆在了弱小与强大、落后与先进的对峙格局之下。对于“列强”的想象，最初是基于“炮舰”的，于是才会有“洋务运动”，兴洋务被想象成强国之路——炮舰，是对英式强国的想象，是基于“鸦片战争”的直接体认；甲午战后，日本的胜利大大触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自古为“中国”学生辈的“撮尔小国”居然战胜强大的中华帝国，给国人极其强烈的震撼。于是认为船炮不是根本，关键在于政体。似乎政体维新是日本强大的根源，至此国人的目光开始聚焦于“明治维新”——维新政治，源于对于日式强国的想象。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强国之路逐渐明确而且广被接纳，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有：(1)想象“强国之路”的主体多是身处庙堂之外的“草根”一族，如去职后的梁启超和作为普通一民的鲁迅，与身处庙堂、手握重权的朝廷重臣所拥有的资源和所持的视角自然不同：(2)中外交流增加，尤其是出洋留学人员的激增可以让人获得远距审视本国的机会以及对中外国民的直观比对和异域生活的切实体验；(3)国外尤其是日本社会相关问题讨论的话语情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们理解“国家”、“强国”和对强国之路设计的影响，这也正是理解“国民性”论题品格的关键。事实上，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促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