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